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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重組與過程重塑:特朗普執政以來的美國政治
王浩

《美國問題研究》2019年第1期

王浩:“結構重組與過程重塑:特朗普執政以來的美國政治”,

《美國問題研究》2019年第1期, 總第二十八輯。


【內容摘要】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美國政治在靜態的政治結構和動態的政治過程兩個層面都發生了值得關注的重要變化。在政治結構層面,美國不僅開始出現政黨重組的趨勢,亦即從民主、共和兩黨“對等極化”的政黨政治結構演變過渡為共和黨占優的“非對等極化”政黨政治結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傳統的以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分庭抗禮為內核的政治理念框架,構建起一個由本土主義和全球主義相互角力為全新特征并且更為復雜的意識形態結構。在政治過程層面,塑造過去近半個世紀美國國內公共政策議程的主導性經濟——社會思潮正在逆轉,以反全球化和反多元主義為根本特征的“反建制主義”或“美國優先”理念構成對經濟全球化和社會多元主義等“建制主義”思潮的巨大沖擊,民主、共和兩黨的黨爭開始呈現出日益顯著的“外部化”特征。基于此本文認為,“特朗普現象”的產生和發展意味著當前的美國政治已開啟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的又一個重要轉型和重塑期,其意義及影響將具有中長期性質。

【關鍵詞】 美國政治  政黨重組  意識形態  本土主義  特朗普政府

【作者簡介】王浩,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講師。

  自共和黨人唐納德·特朗普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出人意料地強勢崛起并入主白宮以來,美國政治無論在結構還是過程層面都出現了諸多十分重要的變化,因此成為學界密切關注的“現象級”問題。“特朗普現象”及其產生的廣泛沖擊是當前美國政治處于深刻轉型階段的集中體現。在美國政治的研究中,除了基本的政治制度外,靜態的政治結構與動態的政治過程是不可分割的兩大組成部分,其中政治結構主要指的是特定時期美國國內的政治力量對比,包括政黨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政治過程關注的則是在相應政治結構下不同政治行為體之間的相互博弈及其對國內公共政策議程的影響。可以說,政治結構和政治過程的互動與演變構成美國政治發展和轉型的根本動力。在實踐中,結構變化往往表現為政黨重組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此消彼長;過程變化則意味著美國國內公共政策議程及其反映出的主流經濟—社會思潮存在的動態化、差異化側重,連同在此基礎上民主、共和兩黨博弈焦點的演進。

  從以上分析視角看,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的美國政治正在經歷以結構重組與過程重塑為核心內容的政治轉型。首先,在政治結構層面,美國不僅開始出現冷戰結束以來最為顯著的政黨重組趨勢,亦即從民主、共和兩黨“對等極化”的政黨政治結構演變過渡為共和黨占優的“非對等極化”政黨政治結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傳統的以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分庭抗禮為內核的政治理念框架,構建起一個由本土主義和全球主義相互角力為全新特征并且更為復雜的意識形態結構。其次,在政治過程層面,塑造過去近半個世紀美國國內公共政策議程的主導性經濟—社會思潮正在發生逆轉,以反全球化和反多元主義為根本特征的“反建制主義”或“美國優先”理念構成了對經濟全球化和社會多元主義等“建制主義”思潮的巨大沖擊,民主、共和兩黨的黨爭隨之開始呈現出日益顯著的“外部化”特征。基于此,本文將從政治結構與政治過程兩個維度入手,對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政治所出現的主要變化進行分析梳理,并據此簡要探討未來美國政治轉型的趨勢與前景。

  一、特朗普與美國政治的結構重組:政黨政治層面

  特朗普的當選之所以能夠引發美國選舉政治的一場“地震”,最直接的原因在于2016年大選深刻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版圖和政黨—選民聯盟格局。在此次大選中,后冷戰時代構成民主黨穩固政治基礎的東北部政治聯盟——主要由新英格蘭、中大西洋以及大湖區“鐵銹地帶”三部分構成——出現明顯分裂,其中大湖區“鐵銹地帶”的幾乎所有州在本次大選中都成了共和黨的支持者,由此成為特朗普得以勝出的關鍵力量。上述被抽象為“特朗普現象”的重大政治變遷激起了學界關于美國政治是否正在開啟新一輪政黨重組的思考。究其原因,主要是以白人藍領階層為主體的大湖區“鐵銹地帶”各州對美國現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存在嚴重不滿,變革呼聲日益高漲,并且這種不滿和對變革的訴求并非一種短期現象,而是自20世紀70年代所謂“新鍍金時代”開啟以來長期積累的結果,只不過這一次是以政治選舉為方式的一種集中且大規模爆發。

  從2016年美國大選中出現的上述新態勢出發,我們有必要以對政黨重組的分析為切入點,挖掘美國政治變遷的結構性線索,進而明確“特朗普現象”連同本輪政黨重組趨勢產生的根源。  

  (一)政黨重組與美國政治演化的結構性線索
  以政治學的研究視角看,我們可以從歷史和哲學兩個維度解釋美國的政黨重組現象。就美國政治發展史而言,政黨重組發生的基本原因在于美國社會始終存在一種“變革”的基因。正如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指出的,美國人總是喜歡變革。這一政治傳統反映出美國人對于現實的批判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在政治實踐層面往往體現為小周期性質的政黨輪替執政和大周期性質的政黨重組,其中后者構成了美國政治兩百余年來不斷變遷的結構性動力。

  就政治哲學的分析而言,美國人的變革傳統則植根于古典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及其方法論中。古典自由主義的世界觀為個人主義—理性主義,亦即強調個體權利與人類理性的運用,將個人及其理性置于一切社會事物之上;其方法論則為實用主義式的改良主義,主張通過漸進方式實現構建理想社會的目標,因而體現出一種對于人類理性的樂觀主義精神。可以說,上述世界觀和方法論不斷推動著美國的變革進程,并在實踐中使得國內政治力量的分化組合——以政黨重組為主要形式——成為變革的動力和體現。回顧歷史,美國政治自19世紀后期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兩黨制模式以來,經歷過三輪主要的政黨重組。

   1.19世紀末期的政黨重組與美國政治“非對等極化”格局的出現
   1865年內戰結束后,以共和黨為代表的東北部—西部政治聯盟成為美國政治中的主導力量,南方則成為民主黨的主要勢力范圍。共和黨的這一聯盟由東北部金融、工商業利益集團與西部農牧業利益集團構成,主張聯邦主義、高關稅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以保護國內產業、加速推進工業化及海外擴張。正是當時在美國國內位居主流的上述施政理念,加劇了19世紀后期伴隨美國高速工業化而來的社會貧富分化局面和對以弱肉強食為基本法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仰。結果是,美國的社會結構開始出現劇烈分化,農民、工人和廣大新進外來移民成為社會弱勢群體。在這一背景下,民主黨隨之轉向其當代理念,主張以“積極政府”保護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中下層民眾的利益。在具有象征意義的1896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威廉·布萊恩開始呼吁關注“掙扎中的民眾”、制約工商業寡頭權力;共和黨候選人威廉·麥金萊則極力維護既有自由主義的施政路線,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

   基于這一時期美國國內政治力量對比的現實與日漸浮現的觀念沖突,民主共和兩黨間的“非對等極化”成為政治過程的常態模式,其中共和黨及其自由放任政策始終主導著國內政治議程。最終,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幫助壟斷資產階級迅速積累了大量財富,社會貧富分化愈發嚴重,由此造成生產過剩和消費匱乏。在這一背景下,以大量資本涌入股票市場形成金融過度投機為導火索,一場巨大的經濟進而社會危機摧毀了人們對于共和黨施政理念的信心,一輪新的政黨重組呼之欲出。

   2. 20世紀30年代的政黨重組與美國政治“對等合作”格局的形成

  以大蕭條帶來的變革呼聲為強大動力,美國政治開啟了其發展歷程中最重要的一輪政黨重組——1932年重組。在這輪重組中,民主黨的勢力范圍從美國南方迅速擴展到了東北部,其崛起使共和黨一黨獨大的格局不復存在,當代美國政治的兩黨對等模式徹底成型。憑借極為有利的時代條件,民主黨及其當代自由主義理念開始在美國政治中占據上風,其標志就是支持“羅斯福新政”的政治力量——新政聯合體——成為國會的主導力量,這就使美國政治告別了共和黨主導時期以自由放任為核心的古典自由主義發展路徑。

  當代自由主義理念在經濟政策上主張“凱恩斯主義”,即政府對國家經濟發展進行宏觀調控,同時致力于通過社會福利推動經濟平等;在社會文化方面,這一理念倡導多元主義,支持少數族裔和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上述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以及中產階級規模持續壯大的背景下,極大地緩解了美國國內的經濟、社會矛盾,進而在政治上推動兩黨朝著“中間主義”的方向不斷靠攏。隨著兩黨意識形態分歧的持續縮小,一種“對等合作”的政治模式成為主流,兩黨在幾乎所有經濟、社會政策上都致力于尋求妥協與共識,因而跨黨派投票成為國會議員的普遍行為模式,意識形態不再以黨派畫線。在這一背景下,政治學家弗拉基米爾·奧蘭多·基指出,隨著羅斯福新政的開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社會階級作為美國不同黨派利益標簽的現象一去不復返了。

  當然,“對等合作”以及當代自由主義得以發展的美國國內政治基礎——新政聯合體——本質上是美國南方和東北部政治力量相互妥協的結果。隨著美國經濟、社會形勢的演變,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后凱恩斯主義政治經濟模式出現的問題,以及當代自由主義理念因民權運動等產生的過度伸展,這一政治聯合體最終走向瓦解,由此引發了美國新一輪政黨重組以及國家發展理念的“回擺”。

  3. 20世紀60年代末的政黨重組與美國政治“對等極化”格局的固化

   20世紀60年代末以后,隨著越南戰爭帶來的社會分裂、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引發的“滯脹”困境,美國經濟去工業化進程的開啟,經濟結構失衡、經濟發展失速,以及經濟不平等成為美國國內社會的突出矛盾。隨著東北部—太平洋沿岸與南方—中西部因產業、人口結構差異而出現的現實利益沖突,民主黨與共和黨逐漸分別成為這兩大社會陣營的利益代言人,由此形成美國政治“對等極化”的格局,并且一直延續到后冷戰時代。隨著黨派斗爭、國家治理觀念和經濟社會政策的分裂成為美國政治的主題,以及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致使美國的社會結構再一次趨于兩極化,“新鍍金時代”成為政治學者描述這一階段美國政治的關鍵詞。具體而言,這一時期美國政治的“對等極化”集中體現為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新鍍金時代政治精英的“跨黨派”投票模式逐漸被日趨嚴格的政黨紀律所取代,政黨極化以及由此伴隨的政治僵局成為美國政治的常態。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20世紀60年代末開啟的新一輪政黨重組。在此期間,共和黨實施所謂“南方戰略”的結果是,到2000年該黨候選人喬治·布什贏得總統競選時,其選票基本上被鎖定在了一個巨大的“L”形區域,即從蒙大拿州向南到亞利桑那州再折向北到佐治亞州。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東北部溫和派共和黨人——又被稱為“洛克菲勒”共和黨人——已經從該黨黨團中消失,共和黨因此變得越來越保守化,其政治根據地也決定性地向南、向西開拓。與此同時,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則越來越集中于東北部與太平洋沿岸等更為自由化的區域。例如,曾經作為兩黨激烈競爭賽場的新英格蘭地區,冷戰后徹底成了民主黨的票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南方保守派民主黨人在此期間則逐漸式微,民主黨黨團因而進一步向左靠攏。毫無疑問,這一政黨重組完全逆轉了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美國國會各州選派的議員所具備的跨黨派特征,使得國會在新鍍金時代成為以黨派劃線的政治斗爭的場所。

   另一方面,新鍍金時代“對等極化”的政黨政治格局使美國的經濟與社會政策出現分裂,形成了兩條并行不悖的發展軌道。在經濟政策上,反映共和黨及其所謂新自由主義理念的主張——即在強調減稅、平衡預算以及有限政府等古典自由主義基本思想的基礎上致力于推動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成為主流,這就使得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逐步扭轉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帶來的一系列經濟問題和發展困境,使其經濟重新迸發出創新活力,并為20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以及全球化的推進奠定了基礎;然而,這一經濟發展模式也存在顯著的弊端,尤其是加劇了美國的社會貧富分化以及經濟金融化趨勢,因此成為2008年經濟社會危機爆發的遠因。在社會政策上,反映當代自由主義理念的“肯定性行動”和文化多元主義得到高校、學術界和主流媒體等社會中堅力量的支持,因而所謂的“政治正確”觀念在此期間被充分運用到了日常生活中,甚至發展成為美國社會的重要規范。這一分裂現象表明,美國國內在此期間存在兩種明顯相互矛盾卻又勢均力敵的政治訴求:一是希望共和黨人確保美國的自由與安全,二是希望民主黨人保障美國的社會多樣性和開放特征。  

  (二)特朗普與美國政黨重組的新趨勢:從“對等極化”到“非對等極化”

  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民主黨的東北部政治聯盟出現了重大內部分裂,由此打破了過去數十年兩黨選舉政治形成的基本格局和版圖,帶來了美國新一輪政黨重組的趨勢。前文已經指出,特朗普贏得此次大選的關鍵在于爭取到了大湖區“鐵銹地帶”白人藍領階層的支持,在此基礎上將共和黨的勢力范圍從南方延伸到了東北部,進而形成了有利于共和黨的政黨力量對比格局,即共和黨控制南方—中西部—鐵銹帶政治聯盟,民主黨控制新英格蘭—中大西洋—太平洋沿岸政治聯盟。

   我之所以認為當前的美國政治正在朝向共和、民主兩黨“非對等極化”的方向發展,主要是因為通過研究美國政治史發現,白人藍領階層對民主黨的疏遠并非一種晚近現象。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白人作為一個整體對民主黨的認同度便呈現出不斷下降之勢,其中高收入白人對民主黨的認同度從1980年起一直低于共和黨,而中低收入白人(即政治學定義的白人藍領)對民主黨的認同度(相對于共和黨)則由1980年的+20%降至2004年的+5%。因此,早在2004年托馬斯·弗蘭克出版《堪薩斯怎么了?保守主義者如何贏得美國心》時,關于“白人藍領階層拋棄民主黨了嗎?”的問題便已成為美國政治的熱點話題,而本次大選則進一步將該問題的熱度推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結合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的演變趨勢以及2016年大選結果,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自新鍍金時代起,白人藍領階層對民主黨的疏離先是由于其中基于種族主義和傳統價值觀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主要集中在美國南方)瓦解了羅斯福締造的“新政聯合體”,使南方徹底倒向共和黨;此后,由于經濟、就業和移民等問題,南方以外的白人藍領作為身處全球化和自由市場體系失意一端的人群,開始日益反對激進的以民主黨為代表的東西海岸精英和外來移民。正因如此,美國政治學家拉里·巴特爾斯驚訝地發現,雖然共和黨及其施政理念在新鍍金時代美國不斷惡化的經濟不平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民主黨治下的美國則一直致力于通過強化政治平等弱化經濟不平等,但共和黨卻在白人藍領階層中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成功。因此我們在看待2016年美國大選的結果時,如果采用歷史的視角則不難發現,白人藍領階層對于民主黨的疏遠只不過是新鍍金時代以來美國政治發展總體趨勢的延續,而并非政治上的“突變”現象。

  總之,“特朗普現象”的出現,既是作為民主黨傳統政治陣營重要組成部分的美國白人藍領階層長期以來對民主黨逐漸疏離的一種自然結果,也在客觀上強化了這一政黨重組的趨勢,成為塑造未來美國政治新版圖的重要推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的政黨政治正在形成一個中長期意義上的新結構。

  二、特朗普與美國政治的結構重組:意識形態層面
  
  (一)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美國主流意識形態及其歷史演化

  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美國政治的結構性重組除了以政黨重組趨勢的出現為標志外,還體現在意識形態結構的重組上。一直以來,美國以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代表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經歷了長時間的歷史發展。追根溯源,上述兩種意識形態都來自古典自由主義對于個體自由的信仰,只不過隨著美國國內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演變,古典自由主義逐步衍生出分別強調“反政治權力”的保守主義和“反經濟權力”的當代自由主義兩種變體。起初,古典自由主義以有限政府與市場經濟為手段,致力于遏制政治權力擴張對個體權利的侵蝕。然而這一觀念走到極限,使得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壟斷資本在19世紀后期的鍍金時代凌駕于美國的民主政治之上,最終引發經濟社會危機。因此,古典自由主義以漸進改良為本質特征的方法論開始對既有觀念進行反思和修正,產生了自由主義這一新的政治理念。

  在古典自由主義裂變的背景下,民主、共和兩黨所信奉的政治理念隨著兩種變體的出現而產生日益明顯的分野,進而導致美國政治形成了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對立和博弈的意識形態結構。一方面,古典自由主義的民主黨式變體即當代自由主義認為,與政治權力一樣,經濟權力的擴張也會損害自由民主,因而經濟改良的目標應該是市場監管與經濟平等。為此,政府需要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此外,自由主義堅信個體自由應當是一種“積極自由”,即羅斯福指出的“四大自由”,因此在社會文化領域,自由主義提倡多元主義,積極保護各類社會群體尤其是少數族裔和群體的合法權利。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義的共和黨式變體即保守主義認為,在經濟領域,財產權是支配性的,政府無權過度干預經濟;而在社會文化領域,個體自由應該是一種“消極自由”,應注重各類人群的機會平等而非結果平等。顯然,保守主義的基本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屬于古典自由主義的復歸,而在文化層面則更加強調“瓦斯普”(WASP,即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式的精英主義而非自由主義所倡導的普遍主義。

  回顧歷史,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經歷了與前文所述政黨政治發展相對應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即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自由主義尚處于萌芽期,因此美國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是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末,隨著大蕭條帶來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式微以及民主黨的崛起,自由主義開始成為美國占據優勢地位的意識形態。以美國1964年《民權法案》以及決定全面發動越南戰爭的《東京灣決議》在國會的高票通過為標志,自由主義在當代美國政治史上的影響達到頂峰。第三個階段即20世紀60年代末以后,隨著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陷入困境、保守主義的復興以及兩黨“對等極化”格局的固化,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分別成為美國國內經濟和社會領域發展的指導性原則。正如前文提到的,這一并行不悖的發展路徑既是美國民眾矛盾心態的體現,又呼應了當時勢均力敵的政黨政治結構。  

  (二)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特朗普與美國政治意識形態結構的重組

  在美國歷史上,政治意識形態的此消彼長一直以來都植根于國內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演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美國成為全球性超級大國,國際政治因素與國內經濟、社會因素開始日益密切地相互影響和塑造。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戰后美國霸權所構建的開放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與美國國內經濟、社會的發展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因而經濟自由主義或全球化以及社會多元主義成為戰后民主、共和兩黨的基本共識,也是“冷戰共識”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20世紀60年代末期起,美國經濟“去工業化”的開啟以及自由主義在社會政策領域的過度伸展,使得民主、共和兩黨分別對于經濟全球化和社會多元主義產生一定的懷疑和抵觸,但上述基本共識始終存在。然而隨著后冷戰時代美國國內經濟、社會的發展演變與經濟全球化及社會多元主義之間的張力越來越明顯,“經濟全球化—社會多元主義”共識以及“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結構開始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特朗普現象”的出現標志著上述共識和結構的瓦解與松動。

  在兩黨“對等極化”時期,民主黨作為美國東北部—太平洋沿岸政治聯盟的利益代表,其國內政治基礎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在美國“去工業化”和全球化進程中受沖擊最大的“鐵銹地帶”白人藍領階層,二是東西海岸的廣大外來移民、少數族裔和自由派知識精英。因此,20世紀60年代末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后,民主黨人一方面出于對白人藍領階層的利益關切,對經濟全球化持相對謹慎的態度,致力于推動“公平貿易”;另一方面,民主黨的社會文化政策主張多元主義,致力于保護外來移民、少數族裔的權利和社會福利。不難發現,民主黨政治陣營內部不同力量之間存在相互沖突的利益訴求,進而導致該黨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越來越難以進行調和。概言之,這種沖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反全球化和全球主義之間的沖突。在民主黨政治聯盟內部,白人藍領群體希望美國減少對于海外事務的干預、推行保護主義、重振制造業,將更多的精力和資源用于解決國內的經濟、社會問題;東西海岸的外來移民、少數族裔和自由派知識精英則積極擁抱全球化,希望強化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其次是白人“瓦斯普”核心價值觀與社會多元主義之間的沖突。在白人藍領群體看來,不斷強化的社會多元主義“政治正確”構成了對美國傳統的主流文化及價值觀的嚴峻挑戰,但民主黨的經濟社會政策由于更多地考慮到社會中下層民眾的利益,因而他們能夠與外來移民、少數族裔擱置價值觀方面的分歧,形成基于共同經濟利益訴求的政治聯盟。然而隨著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在民主黨政治聯盟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少數族裔在美國人口中的占比迅速提升,民主黨的就業和社會福利政策開始更多地朝這一群體傾斜,并且在重振制造業、推動“公平貿易”、減少海外干預等白人藍領群體最為關切的諸多政策領域并未實現競選承諾。在這一背景下,白人藍領群體的被忽視感變得日益強烈,民主黨聯盟內部的利益和觀念分歧逐步超越了共識。在逐漸浮現的白人藍領群體的本土主義意識,[包括反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反全球化]與東西海岸外來移民、少數族裔和自由派知識精英的全球主義意識(包括擁抱全球化、維系“政治正確”理念)的分野之間,民主黨最終選擇了后者。從這個意義上講,失去白人藍領是民主黨無法有效調和聯盟內部矛盾的必然產物,只不過“特朗普現象”的出現加速了這一進程。

  與民主黨相反,共和黨正在重組中的意識形態結構則更好地實現了黨內不同群體利益訴求的有效整合。一方面,本土主義的社會文化理念不僅得到“鐵銹地帶”白人藍領群體的支持,而且獲得了中南部廣大白人的熱烈響應。例如,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的非法移民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其中美墨邊境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走私通道,因此“建墻”、強化邊境管理甚至大規模遣返非法移民等政策主張在共和黨內部存在很強的政治基礎。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經濟理念雖然與共和黨內主流的自由貿易信條存在沖突,但特朗普政府通過國內經濟政策的保守主義轉向——尤其是大規模減稅和放松金融監管——換取了黨內對于經濟民族主義的支持,從而較好地實現了聯盟內部利益的平衡。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共和黨才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描述為正在“特朗普化”。

  總的來看,當前美國政治正在形成中的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相互對立的意識形態結構與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的最大區別在于,一方面,它們是在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因素開始對美國國內政治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甚至沖擊的背景下構建起來的。但另一方面,這一新的意識形態結構與傳統意識形態結構之間也存在強大的傳承關系。其中,共和黨代表的本土主義在經濟政策領域秉持了保守主義“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但在對外經濟政策上開始強調貿易保護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以回應重組中的政黨政治需要;而在社會文化領域,保守主義以“瓦斯普”為核心的價值理念被進一步強化,甚至在“反移民”背景下存在走向“一元主義”的趨勢。與共和黨的本土主義理念相反,民主黨代表的全球主義在經濟和社會領域都表現出擁抱全球化的傾向,其多元主義社會文化主張被進一步強化為所謂的“身份政治”理念。基于此,在上述新的意識形態結構下,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對立和分歧正進一步趨于深化而非緩解。

  三、特朗普與美國政治的過程重塑:“反建制主義”的崛起及影響
  
  與相對靜態和穩定的政治結構不同,政治過程關注的是美國國內主流經濟和社會思潮的變遷,以及在此基礎上民主、共和兩黨間的博弈對于美國國內公共政策議題的影響。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特朗普積極順應并敏銳地抓住了全球化背景下兩黨黨爭日益“外部化”的趨勢,將自身競選策略從傳統的意識形態框架中脫離開來,以回應美國政治“外部化”背景下白人藍領群體以及中部和南方白人保守派群體對于全球化造成的經濟及價值觀沖擊的不滿,從而對民主黨政治陣營實現了有效的分化,同時擴展并強化了共和黨的國內政治基礎。具體而言,特朗普充分利用美國國內部分選民對全球化和社會多元主義等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形成的“建制主義”理念的不滿,以反全球化——“把就業崗位帶回美國”,以及反多元主義——“抵制非法移民”等一系列體現“美國優先”的議題,迅速掀起一股強大的“反建制主義”浪潮。獨到的政治議題創設使得特朗普成功地融合并打造了新的國內政治聯盟以贏得2016年大選,并在執政后深刻重塑了美國的政治過程。  

   (一)反全球化——“把就業崗位帶回美國”

  正如前文所述,美國的新英格蘭、中大西洋、太平洋沿岸及大湖區“鐵銹地帶”等區域是民主黨傳統的國內政治基礎。冷戰后,與東西海岸發達的金融信息產業以及源源不斷的外來移民所造就的經濟、社會繁榮相反,以制造業和白人藍領階層為主體的“鐵銹地帶”各州卻日益走向衰落甚至衰敗。在經濟全球化特別是制造業大規模外移的巨大沖擊之下,“鐵銹地帶”出現了以工廠倒閉潮和工人失業潮為特征的蕭條景象。例如,從1990年到2016年,“鐵銹地帶”的制造業就業崗位縮水超過50萬個,在某些地區,情況甚至比大蕭條時期還要糟糕。在這一背景下,白人藍領階層的利益訴求已經不再是民主黨一直以來所注重的從勞資談判中獲取更多好處,而是減緩甚至逆轉就業崗位不斷流失的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黨一系列強硬的勞工政策理念反而會引發企業的加速外遷、進一步減少相關就業崗位的不良后果。

  基于此,特朗普關于反全球化——“把就業崗位帶回美國”——的議程設置及其政策理念可謂恰到好處地迎合了白人藍領群體的核心利益訴求。在特朗普政府看來,要想解決白人藍領群體的就業問題,就必須堅持“美國優先”、反對現存的所謂的不公平的全球貿易體制,同時營造良好的國內經濟環境。為此,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在對外經濟政策上致力于與貿易伙伴重新談判貿易協定,甚至在很多情況下不惜通過關稅戰和貿易戰的方式,讓外遷的跨國企業感到自身無利可圖,借此將美國的產品更好地銷往國外。在國內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則通過大規模減稅計劃的落實,吸引更多企業在美國建立生產線,同時鼓勵本土創新型企業的生根發芽,以此增強企業活力,進而提升就業率和工人工資水平。由此可見,特朗普一系列反全球化主張的終極目標就是實現“雇傭美國人、購買美國貨”。

  通過研究特朗普政府應對美國國內制造業崗位流失的思路可以發現,其與奧巴馬政府2009年提出的“重振制造業”“五年出口翻番”等理念并無太大差別,但在政策執行力和議題制造力方面,特朗普團隊明顯優于奧巴馬團隊,這也是特朗普執政以來之所以能夠重塑美國國內政治議程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僅僅是呼吁跨國企業能夠回流本土,在政策落實的力度上遠遠不夠,結果是無人響應。但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卻能夠通過持續施壓的方式對跨國企業以及以美國為主要市場但沒有在美國本土設廠的外資企業進行懲罰,從而達到自身目的。結果是,到目前為止,包括豐田、開利和通用等在內的大型制造業跨國企業紛紛公布了在美國本土的建廠計劃。不僅如此,特朗普還運用美國的國際優勢地位,迫使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等盟友同意在美國進行上千億美元規模的投資。又如,特朗普政府執政兩年來,通過廢除“清潔能源”計劃、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退出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發動大規模“貿易戰”,以及大興國內基建建設等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鐵銹地帶”經濟和制造業的復蘇,給白人藍領帶來了切實好處。

  特朗普政府將美國的經濟議程從擁抱全球化到反對全球化的重塑,在政治上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首先,特朗普成功贏得了“鐵銹地帶”白人藍領階層的政治信任甚至忠誠,其政策推進的手段和力度讓我們越來越有理由認為,白人藍領中下層選民倒向共和黨將是改變未來中長期美國政治版圖的關鍵性力量和確定性趨勢。隨著時間的推移,以白人藍領中下層為代表的“反建制”力量對于特朗普的支持呈現出進一步上升和穩固的態勢,這一事實成為“特朗普現象”之所以值得深入研究的最重要原因。其次,美國的大型跨國公司以及共和黨內的“建制派”精英在競選階段以及特朗普就任后表現出了明顯的不滿情緒,但基于特朗普核心基本盤牢不可破、國內減稅和放松金融監管等政策向共和黨“建制派”逐漸靠攏、兩黨政治極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等事實,“建制派”在反全球化議題上開始更多地與特朗普進行妥協,這也是學界不少分析認為共和黨正在“特朗普化”的表現之一。  

  (二)反多元主義——“抵制非法移民”

  在美國兩黨“對等極化”時期,民主黨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張社會文化領域的多元主義,通過以平權行動為代表的一系列反映“政治正確”信條的措施保護少數族裔、外來移民和少數群體的利益。這一“多元主義”社會議題與共和黨倡導的以自由貿易為核心的“全球化”經濟議題成為新鍍金時代美國政治并行不悖的兩條發展路徑。然而在兩黨黨爭日益“外部化”的新背景下,與經濟全球化開始遭遇美國國內政治反彈一樣,社會多元主義也逐漸遇到越來越強的國內政治阻力。特朗普在競選期間,以“抵制非法移民”為主要切入點,將反多元主義的政治議題塑造為凝聚自身政治力量的重要工具之一。這一議題的政治意蘊主要指向美國中部和南方的保守派白人群體。

  理論上,在美國政治結構重組和政治過程重塑時期,政治領導人一方面要致力于穩固新加入其聯盟的選民群體,以使有利于自身的國內政治格局常態化;另一方面,政治領導人也不能忽視本黨基本盤,否則就有可能重蹈民主黨在2016大選的覆轍。因此,特朗普政府將“抵制非法移民”作為社會政策領域核心議題的做法,較好地回應了美國中部和南方白人保守派的利益關切,并借此強化了共和黨在政治力量對比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優勢。

  冷戰結束后,全球化和社會多元主義給美國帶來的一個現實問題是中部和南方各州充斥著大量非法移民,邊境管制措施形同虛設。一直以來,中部和南方是美國白人保守派集中和基督教氛圍濃厚的區域,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以及多元主義文化的教條,使得這一區域的白人在直接的安全層面以及間接的價值觀層面都越來越無法忍受。盡管大多數非法移民并未走向犯罪,但客觀上成為當地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在特朗普從競選到就任的多次演講中,他多次列舉了美國普通民眾被非法移民傷害甚至殺害的案例和數據,這一立場得到了中部和南方白人的廣泛認同與支持。除安全問題外,前文提到的毒品問題也是美國社會安定的重要威脅之一,特朗普也曾在多個場合指出:“我們的邊境敞開著,隨意讓任何人、讓毒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

  面對以上背景,特朗普再一次從現實而非意識形態教條出發提出了較為激進的應對措施,包括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筑墻、強化邊境安全管理以及大規模遣返非法移民。事實表明,在中部和南方的白人保守派看來,上述現實問題的解決要遠比運用所謂保守主義的標準衡量甚至糾纏于特朗普的個人道德和價值理念要重要得多,這一點成為該群體觀念轉變的有力證明。一個更為直接的例子是,由于美國中部和南方是重要的農業地帶,因而非法移民一度是這些區域農場主雇傭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但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這些農場主卻成為特朗普“抵制非法移民”主張的積極擁護者。這就表明,這一群體已經意識到非法移民帶來的安全隱患所造成的損失遠比廉價勞動力帶來的經濟收益大。

  總之,特朗普執政以來,充分利用冷戰后經濟全球化和社會多元主義泛濫對美國經濟、社會發展所構成的沖擊,以及這種沖擊帶來的新的以“反全球化”和“反多元主義”為代表的社會思潮,以“把就業崗位帶回美國”和“抵制非法移民”兩大議題為切入點,極大沖擊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國內形成的“全球化+社會多元主義”這一“建制主義”思潮,以“反建制主義”的姿態深刻重塑著美國的國內政治過程。

  四、結論:當前美國政治的重要轉型

  在美國歷史上,政治轉型一定伴隨著結構重組與過程重塑兩個要素。在19世紀末的政治轉型中,美國經政黨和意識形態重組確立了共和黨“一黨獨大”以及以古典自由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為主導的政治結構;在實踐中,自由放任式的經濟社會治理原則成為政治過程的常態化模式。在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轉型中,美國經政黨和意識形態重組形成了民主、共和兩黨“對等合作”以及以自由主義為主導的政治結構;在實踐中,自由主義的經濟、社會理念——以“反經濟權力”和社會多元主義為核心——成為美國政治過程的指導原則。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自由主義的困境與保守主義的復興使得美國政治迎來第三次結構重組與過程重塑:在政治結構層面,共和、民主兩黨的“對等極化”以及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尖銳對立成為新模式;在政治過程層面,由于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分別成為美國經濟、社會領域并行不悖的主導理念,經濟全球化與社會多元主義成為兩黨博弈的產物,并貫穿整個所謂的“新鍍金時代”。

  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與歷史上的三次政治轉型相似,美國政治在靜態的政治結構和動態的政治過程兩個層面都發生了值得關注的重要變化。首先,在政治結構上,一方面,美國開始出現政黨重組的趨勢,亦即從民主、共和兩黨“對等極化”的政黨政治結構演變為共和黨占優的“非對等極化”政黨政治結構,共和黨的勢力范圍從美國南方和中西部擴展到了大湖區“鐵銹地帶”;另一方面,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傳統的以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分庭抗禮為內核的政治理念框架,構建起一個由本土主義和全球主義相互角力為全新特征并且更為復雜的意識形態結構。其次,在政治過程中,塑造過去近半個世紀美國國內公共政策議程的主導性經濟—社會思潮正在出現逆轉,以反全球化和反多元主義為根本特征的“反建制主義”或“美國優先”理念構成了對經濟全球化和社會多元主義等“建制主義”思潮的巨大沖擊,民主、共和兩黨的黨爭開始呈現出日益顯著的“外部化”特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特朗普現象”的產生和發展意味著當前的美國政治已開啟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的又一個重要轉型和重塑期,其意義及影響將具有中長期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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