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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變局時代的技術霸權與“超級權力”悖論
蔡翠紅

《學術前沿》2019年7月下

蔡翠紅:“全球大變局時代的技術霸權與‘超級權力’悖論”,《學術前沿》2019年7月下。


【摘 要】技術霸權已成為主要西方發達國家的戰略選擇,某種程度上已明顯上升為國家意志。技術霸權是美國一以貫之的戰略,其技術霸權是由多部門聯動發起的全政府戰略,具體的技術霸權手段主要包括貿易保護和技術壁壘策略、經濟制裁和司法干預策略、限制交流與技術封鎖策略、政策脅迫與技術聯盟策略。但在全球大變局時代,技術霸權既力不從心,又削弱了美國的超級權力,導致競爭力下降、供應鏈扭曲、軟實力滑坡和聯盟體系弱化,并進而弱化其霸權地位。技術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但其作用基于開放性。大國應約束本能的、不自覺的技術霸權思維和沖動,繼續在科技和教育方面保持開放合作,共同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關鍵詞】 技術霸權   超級權力   中美貿易摩擦   技術壁壘   供應鏈

【作者簡介】蔡翠紅,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中美關系、信息安全戰略、網絡空間治理、網絡政治與國際關系。主要著作有《中美關系中的網絡政治研究》、《網絡時代的政治發展研究》、《美國國家信息安全戰略》、《信息網絡與國際政治》等。


  什么是技術霸權?

  技術霸權這一概念可以從多種角度理解。從國際技術市場的本意而言,技術霸權是指技術霸權國為了獲取霸權利益,綜合利用各種政治、經濟、軍事與技術實力強行在整個市場中推行自己的原則和意志。從國際關系角度而言,技術霸權是具有技術領先地位的國家和地區憑借技術力量比較優勢在國際關系中所處的一種支配“地位”或非均衡“狀態”。從政策措施角度看,技術霸權指技術霸權國為了在技術領域保持霸權地位的政治、經濟、外交等綜合措施。

  美國技術霸權的策略有哪些?

  技術霸權已成為主要西方發達國家的戰略選擇,某種程度上已明顯上升為國家意志。對美國而言,技術霸權已內化為一種政治文化習慣、政治正確規范與戰略政策指引。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國優先”的內政外交理念,更使得強化技術霸權成為一種必然選擇。美國技術霸權是由多部門聯動發起的全政府戰略,具體的技術霸權手段主要包括:

  實施貿易保護、構建技術壁壘,在源頭上阻止正常的技術交流;
  經濟制裁和司法干預,對已經發生的技術交流進行經濟或法律懲處;
  對特定國家實行人員交流的限制和特定技術產品的封鎖,從更廣泛的層面上防止競爭對手的趕超;
  運用外交手段維護技術霸權,包括向外國政府施加壓力,建立技術禁運和管制的國際聯盟等。
  在全球大變局時代,追求技術霸權和維持超級權力能否并行不悖?

  技術霸權已經不適應時代發展。對霸權的過度追求反而會削弱霸權,對技術的過分封鎖、限制和壟斷會削弱超級權力的強制性及合法性基礎,不僅代表硬實力的競爭力和創造力可能會因此下降,作為超級權力的經濟環境之一的全球供應鏈受損,市場活力和市場份額難保,而且作為合法性源泉的信任和軟實力滑坡,同時超級權力的技術聯盟支撐也可能被弱化甚至瓦解。具體表現為:

  1. 多極化世界中的競爭力下降。

  ① 技術霸權的一些政策會導致別國采取針對性政策,反而會使本國企業無法獲得公平競爭機會;

  ② 技術霸權中對人員交流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會使自己失去創新的后發動力,從而導致競爭力相對下降;

  ③ 一國技術霸權會刺激別的國家在技術創新投入方面更加專注和執著,從而可能更快取得重大技術突破,使得原先的技術霸權國的超級權力下降。

  2. 全球化經濟中的供應鏈扭曲。

  ① 技術霸權會損害基于流通性的全球供應鏈,損害美國同樣依賴的全球商業環境;

  ② 技術霸權導致的供應鏈扭曲會傷害美國自身的經濟和民生;

  ③ 技術霸權導致的供應鏈扭曲可能會使美國的國防供應鏈受到報復并影響國家安全。

  3. 信息化社會中的軟實力滑坡。從當前美國的技術霸權看,至少從三個方面對美國軟實力造成了負面影響:

  ① 技術霸權對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規則的破壞。美國目前推行的技術霸權策略正在侵蝕美國所領導和推行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國際貿易規則;

  ② 技術霸權背后所體現的對美國科技實力的不夠自信;

  ③ 技術霸權策略體現對美國傳統價值觀的背離。

  4. 多樣化文化中的聯盟體系弱化。從技術霸權角度看,美國的聯盟體系弱化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原因:

  ① 多樣化文化中的戰略思維和認知差異;

  ② 技術霸權導致原先盟友體系共同的價值觀基礎弱化;

  ③ 全球大變革時代的多樣化目標和利益分層。

  美國的技術霸權是怎么形成的?

  制度慣性。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在權力和影響力下降的新現實面前不愿調整心態,即仍然保持對于世界霸權的迷戀心態;另一方面,這種思維還來自于美國對國家關系的基本認知,即敵對式共存認知。

  美國國內各部門利益的博弈。參與美國技術霸權戰略的部門很多,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利益。
  
  當政者個人性格和處事風格影響。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技術霸權傾向更加明確,這和特朗普的個人性格和商人本質分不開。

  美國的技術霸權還源自其歷史文化。美國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完全生活在被20世紀的技術控制下的文化中的國家”。

  技術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但其作用基于開放性。大國應約束本能的、不自覺的技術霸權思維和沖動,繼續在科技和教育方面保持開放合作,共同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全文如下

  人類社會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而一些國家對技術霸權的偏愛和追求為變革進程添加了諸多不確定性。特朗普政府視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為國家安全威脅,采取多種極限施壓手段,打壓外國高科技企業。2018年3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一份針對中國工業與科技發展規劃的“301調查報告”,并以此為據啟動對華貿易戰的序幕。2019年5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認為一些外國企業的電信設備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并援引國家緊急狀態法,禁止美國企業購買或使用這些企業生產的電信設備。這突出展示了美國從市場主導的技術競爭向國家控制的技術霸權的徹底轉向。那么,隨著以技術為中心的國家戰略成為主要西方發達國家的選擇,技術創新與技術合作將面臨哪些挑戰?追求技術霸權和維持超級權力能否并行不悖?筆者試圖以美國為例,對全球大變局時代的技術霸權與超級權力的邏輯關系進行分析。

  概念解析

  技術霸權(Technology Hegemony)這一概念可以從多種角度理解。從國際技術市場的本意而言,技術霸權是指技術霸權國為了獲取霸權利益,綜合利用各種政治、經濟、軍事與技術實力強行在整個市場中推行自己的原則和意志。從國際關系角度而言,技術霸權是具有技術領先地位的國家和地區憑借技術力量比較優勢在國際關系中所處的一種支配“地位”或非均衡“狀態”。技術霸權思想也被稱為“技術霸權主義”“技術民族主義”或“技術沙文主義”。擁有這種“地位”或“狀態”的國家就是技術霸權國家。從政策措施角度看,技術霸權指技術霸權國為了在技術領域保持霸權地位的政治、經濟、外交等綜合措施。這些策略不僅包括常規的持續創新、戰略技術發展的政府干預、軍用與民用技術共享,而且包括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進行嚴格的技術輸出控制的各種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此外,也包括對行業標準體系的壟斷等手段。

  需要說明的是,技術霸權不等于技術壟斷。本質上,技術霸權是技術壟斷的一種特殊形式,技術壟斷上升為國家意志便成為技術霸權,技術壟斷在跨國界的競爭中演變成技術霸權并從而帶有剝削和壓迫的性質。從行為主體看,技術霸權關系中的行為體是國家,而技術壟斷關系中的行為體更多是指企業。從這個意義上講,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并不存在技術霸權。從保護對象看,技術壟斷一般是指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完全占有已經研制成功的技術,而技術霸權還包括對正在研究過程中尚未成功的技術進行排他性保護。從手段與目標看,技術壟斷主要是利用先進的技術和人才優勢,通過控制某種稀缺技術資源來獲得超額壟斷利潤。而技術霸權則主要是為了戰略利益,手段和途徑不僅包括常規的技術壟斷手段,而且涵蓋各種政策手段,甚至可以說,技術霸權最大程度上源于政治霸權的影響。

  超級權力則指超級大國的權力基礎,本文則主要指霸權國的權力基礎。與霸權概念比較,超級權力是中性詞,而霸權在特定情況下帶有貶義解釋。超級權力和技術霸權有著深刻聯系。超級權力既有硬實力保障的強制性基礎,也有軟實力保障的合法性基礎。從硬實力看,一方面,技術霸權的目的是經濟霸權和軍事霸權,同時技術霸權又是構建經濟霸權與軍事霸權的基礎;另一方面,技術霸權還有提高軟權力的目的。軟權力在建立國際新秩序中的作用并不遜于硬權力,從設立標準制度,到提供公共產品,再到影響公共輿論,技術優勢都對霸權合法性產生了巨大而積極的影響。技術和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利益緊密相關,技術從根本上決定了國與國之間的能力差別,并由此形成了當前的國際秩序。

  歷史上超級權力的確與技術霸權高度關聯。甚至可以說,當前的世界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技術為中心的,而且世界秩序以科學技術為核心而重新組合的趨勢也日益凸顯。技術是推動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也是國際政治霸權的關鍵支撐。前幾次科技革命的領導者基本就是當時的霸權國。如英國借助先進海上技術成為殖民地最多的世界霸主,美國也是借助其引領的新科技革命才登上了如今的霸權寶座。

  對超級權力產生影響的技術霸權主要在戰略技術領域。當代的高技術產業是戰略技術密集的產業。戰略技術是指對政府而言具有一定戰略意義的技術。戰略技術不僅研發周期長,而且往往有高風險并需要巨額投資。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頒布的《美國主導未來產業》戰略規劃中,將人工智能、先進制造業、量子信息科學和第五代移動通信視為決定美國高端產業未來命運的四大領域。而其中第五代移動通信即5G由于中美爭端更加引人注目。杰富瑞投資銀行發表報告指出,美國加征關稅的深層次目的其實是防止中國崛起為5G技術發展的領軍者。為了確保美國在5G產業及其市場應用上的主導地位,特朗普政府還連續簽署了多項總統行政命令。

  以美國為例看技術霸權之策略

  技術霸權是技術創新與技術合作的巨大挑戰。對美國而言,技術霸權已內化為一種政治文化習慣、政治正確規范與戰略政策指引。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國優先”的內政外交理念,更使得強化技術霸權成為一種必然選擇。對于崛起大國和潛在競爭對手,美國沒有堅持新教徒們信奉的例外主義,而是陷入一種“技術陷阱”,想方設法維持美國的技術霸權。對技術霸權的追求已滲透到美國各領域戰略和政策的各個環節,通過知識產權保護、高技術出口管制、增加貿易中的技術壁壘、簽證限制、反間諜措施以及技術聯盟等加以表現。

  鼓勵持續技術創新策略是美國壟斷戰略技術的重要策略,該策略通過持續不斷進行改進型或替代型創新來保持技術領先和產業競爭優勢。一是,對戰略性高新科技,政府通過戰略計劃和資金支持等直接干預來促進發展。頒布國家戰略技術發展計劃是政府直接干預戰略技術發展的重要手段,體現了國家意志,不僅有穩固的法律制度與雄厚的政府資金保障,而且還可以有效集中國家資源。例如,為應對人工智能領域全球競爭態勢,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維護美國人工智能領導力》行政命令,國防部發布了《人工智能戰略概要》,同時,增加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預算,由聯邦財政支持大學、企業和研究機構進行尖端技術研發等。二是,美國政府采取各種措施促進中小企業的創新發展。中小企業是美國經濟重要支柱,從數量上看,美國企業總數的99%左右都是中小企業,從就業人數看,中小企業占私營企業總就業人數的50%以上,從創新能力看,中小企業也有很強的優勢,如創新效益高、創新速度快。美國聯邦中小企業局推出“小企業技術轉移資助計劃”和“小企業創新研究資助計劃”,為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技術援助、政府采購、緊急救助、市場開拓等全方位、專業化服務。此外,美國還通過軍用與民用技術共享策略促進其技術霸權。克林頓政府曾在國防采購方面推動改革,鼓勵軍用與民用技術共享,從而建立國防和商業的共同工業基礎。與此同時,美國政府還采取各種策略,防止外國競爭對手對其技術霸權形成挑戰。

  貿易保護和技術壁壘策略。實施貿易保護、構建技術壁壘是美國維持技術霸權的重要策略之一。美國政府一方面,宣稱支持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另一方面,又雙向運用各種技術保護和壁壘措施,借助各種緣由阻擋相關技術產品的進口和出口,目的是維護本國關鍵技術領域的壟斷地位和高新技術企業的競爭優勢。
  
  貿易保護是指采取關稅壁壘(即征收高額進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措施(如采取進口許可證制、進口配額制、向本國商品提供各種優惠等)以限制外國商品自由進口并保護本國商品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是制定和調整美國國際貿易及與貿易相關的投資、知識產權等政策的核心機構,承擔著利益協調、政策制定和國際談判的功能。中美貿易戰的表面問題似乎是集中在關稅方面,但實質針對的是知識產權問題和技術轉讓。2018年3月,依據貿易代表辦公室執行了一項“301調查:中國有關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的法律、政策和做法”,美國總統特朗普據此簽署備忘錄,決定將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并購并對從中國進口商品大規模征收關稅。該份301報告涉及對中國的三方面指責都與技術相關,一是指責中國強制進行技術轉讓,認為中國通過投資限制、合規審查強迫在華投資企業簽署不利合約,削弱了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價值。二是指責中國海外投資很多由政府主導,目的是提升中國的科技、制造業、軍事等領域的競爭力。三是指責中國通過網絡入侵竊取美國重要的技術情報和商業秘密。美國制裁清單上所列的中國產品,恰好也大都是美國企業最具全球競爭力的產品。因此,美國打壓中國的高技術發展從而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意圖非常明顯。
  
  技術壁壘則是指通過建立技術標準、認證制度甚至頒布法令、條例、規定等方式提高對進口商品的技術要求,最終目標是維護和鞏固技術霸權。2019年5月,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宣布將把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添加到一份管制實體名單,全面阻止華為進入美國市場,并禁止美國公司向華為銷售產品,切斷了華為與美國的業務。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的依據是美國《出口管理條例》,由于該條例的限制范圍包括了在美國以外的交易,亦即“區域外適用”,如果依據當時市場價格,美國企業的零部件和軟件含量在25%以上,相關交易也成為被管制對象,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華為的全球供應鏈。除打壓華為、中興等電信設備龍頭企業之外,實體清單還涉及對中國5G產業發展帶來很大影響的多家微波射頻中國企業。這一舉措無疑是主要針對壓制中國5G等戰略技術發展,從而獲得自身優勢的技術霸權策略。

  經濟制裁和司法干預策略。針對敵對國家企業和潛在競爭對手實施經濟制裁,對外國實體和個人實行長臂司法管轄是美國維系技術霸權的重要政策工具。如果說貿易政策和壁壘是在源頭上阻止正常的技術交流,經濟制裁和司法干預則是對已經發生的技術交流進行經濟或法律懲處。

  經濟制裁是一種懲罰性措施,指一國或數國對破壞國際義務、條約和協定的國家進行強制性懲罰。經濟制裁是深受美國決策者青睞的外交工具。從財政與金融角度看,經濟制裁通過對違背經濟法規的單位或個人給予經濟懲罰,影響被制裁者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運行。金融制裁是美國政府實行經濟制裁的主要形式,這是基于美國擁有的兩個核心力量,一是作為全球最重要的融資貨幣和貿易貨幣的美元。二是由美國所控制的全球跨境支付體系,它是美國能夠實現基于美元的跨境支付通道。2004年,美國財政部成立“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辦公室”及其下屬“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定期更新包括個人、公司和其他實體的“特別指定國民和人員封鎖清單”,對擁有或控制與被制裁國和恐怖分子等相關的資金及資金往來進行制裁。經濟制裁的重點是打擊恐怖主義,但也會以國家安全名義打壓競爭對手的高科技企業,從而提高自身競爭力和技術霸權。早在2016年,美國財政部即以違反制裁禁令為由向華為公司發出行政傳票,2017年初,美國財政部下屬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認為華為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國技術的產品,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禁令。可以看出,美國財政部的金融制裁與商務部將華為納入貿易限制實體清單是聯合實施的,其目的是削減甚至切斷華為與美國企業和美元的相關業務。

  美國政府非常擅長利用其復雜完備的法律體系來干預貿易經濟活動,利用調查、起訴、拘留、逮捕等各種法律手段,阻止競爭對手獲取美國企業的關鍵技術和產品,阻斷競爭對手研發、生產和銷售鏈條,從而達到維持其技術霸權的目的。除特別301條款之外,337調查、WTO框架下《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經濟間諜法》《計算機安全法》都是美國政府慣常用以限制和打壓競爭對手的法律工具。近年來,美國司法部提起針對中興和華為的訴訟,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將中美間技術競爭置于美國國內法律管轄之下的效果。中興通訊與美國司法部達成替代和解協議,支付巨額罰款,暫時避免了制裁。2017年聯邦調查局調查華為是否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禁令,2019年1月,美國司法部對華為提出23項刑事起訴,并要求加拿大引渡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可見針對華為的打壓是全面和全球性的,目的是徹底消除華為對美國技術霸權的重大挑戰。

  限制交流與技術封鎖策略。對特定國家實行人員交流的限制和特定技術產品的封鎖,是美國維護技術霸權的長期策略。如果說前述兩種策略是技術霸權的直接表現,是對技術產品和其載體的措施,那么限制交流和技術封鎖則是更進一層,從更廣泛的層面上防止競爭對手的趕超。

  在限制交流方面,可以看到美國對中美在技術領域的合作倡議進行評估,對中國留學生和學者簽證的收緊,對敏感技術人員交流的限制和警惕,甚至擴大到對整個中國留學生群體和訪學人員的懷疑。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在限制交流與技術封鎖策略中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盡管具體政策的執行還有各功能部門和具體機構。成立于2001年中國入世背景下的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是美國處理與中國關系的一個中央處理器。該委員會每年提交一份給國會的報告,向國會提出建議,促使國會要求各聯邦部門調查中美關系中的經濟和安全議題。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報告非常明顯地體現了對中國技術發展、經濟發展的警惕和敵視,如2018年4月的一份報告稱中國政府“可能支持某些企業進行商業間諜活動”,點名中興、華為、聯想三家中國企業,渲染所謂“經濟間諜”行為,建議在5G、通信和物聯網等技術領域全面壓制中國。

  技術封鎖的根本思維是對可能形成自身技術壟斷地位威脅的國家進行阻隔,延緩別國技術進步速度,加強別國對美國技術的依賴性,從而保障自身技術霸權地位和相應的戰略利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是美國技術封鎖策略的重要執行機構,實施對各種技術合作科研項目的審查,以及限制美國企業和外國企業技術和生產加工環節的合作,防止他國通過投資和并購的方式獲得美國企業的尖端技術,這是許多中國企業并購海外企業受阻案例的背后真正原因。在美國外資并購國家安全審查法律的實施中,如涉及到國家安全相關問題,相關企業有義務通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審查模式主要涉及啟動階段、審查階段、調查階段和最終的決定階段等四個程序。與此同時,在接受國家安全審查的過程中,海外并購相關企業還有義務向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申報并提交必要的信息。此外,針對金融、通訊、航空、海運等涉及國家基本安全的特殊領域,美國還另有特別的法律和安全審查制度。

  政策脅迫與技術聯盟策略。美國政府還積極運用外交手段維護技術霸權,包括向外國政府施加壓力,建立技術禁運和管制的國際聯盟等。美國政府認識到,在全球化時代僅憑一己之力很難實現技術霸權,必須要借助國際盟友和國際條約的力量,以尋求對本國戰略技術的國際保護。

  技術聯盟本是企業間通過密切的技術合作和排他性技術壁壘達成的一種聯合形式,目的是聯合控制技術的發展方向與速度從而共同維持競爭優勢,手段包括確定技術路徑、控制主流技術標準、實施專利保護等。1986年以來,世界上大約建立了近3000個技術聯盟,這些技術聯盟涉及計算機軟件技術、硬件、通訊技術、工業自動化、微電子和數字技術等方面,大部分成立于美國公司之間以及美國公司與歐洲企業聯盟之間。美國政府積極推動其企業創建和主導各種技術聯盟,借助多個國家和跨國企業的聯合力量,共同構建一堵高墻,實現對軍事和產業核心技術更大范圍的管控,從而實現對競爭對手的打壓和其自身對戰略技術的控制。
  
  冷戰結束后,美國主導在原西方陣營國家之間簽訂了一個《瓦森納協定》,旨在對常規武器和兩用物品及技術出口進行控制。《瓦森納協定》包含兩份控制清單,一份是軍品清單,一份是軍民兩用商品和技術清單,輸出控制對象國主要是社會主義國家和中東地區國家。美國傾向于把這種管控作為對外政策的重要工具。《瓦森納協定》第三類電子設備中的模擬芯片、射頻芯片等一直是國外對中國禁運的物項。2000年6月,歐盟理事會通過的“1334號法令”是歐盟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的主要指導性文件,與《瓦森納協定》清單大體一致,這份清單詳細列舉了軍民兩用品和技術清單以及武器清單。西方國家這種技術聯盟策略,最終目的是把中國排除在“核心技術俱樂部”之外,防止中國獲得經濟崛起的技術支撐。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的發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技術聯盟對華出口限制的目的正在發生變化,即從主要針對軍事技術和產品擴展到了軍事與高科技并重。早先對華出口限制富有冷戰色彩,主要針對的是軍事技術和產品,目的是為了遏制中國軍力發展。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西方國家逐漸轉向從國家戰略競爭層面來看待對華出口限制,如嚴密控制那些處于產業鏈前端的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希望通過各種管制手段來確保領先地位。這種對華高科技封鎖將隨著中國與西方的技術差距的日漸縮小而變得越來越嚴峻。當前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壓態勢和復合策略運用更加印證了美國根深蒂固的技術霸權思維。

  技術霸權與超級權力的悖論

  技術霸權與超級權力的悖論是指技術霸權的目標與結果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在全球大變革時代越發顯著。回顧冷戰時期的蘇聯和美國,兩者之間幾乎沒有貿易,整個國際社會也幾乎沒有相互接觸。如今,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趨勢不可逆轉。技術霸權的目標是加強霸權國的權力基礎即超級權力。然而,事實證明,在全球大變革時代,對霸權的過度追求反而會削弱霸權,對技術的過分封鎖、限制和壟斷會削弱超級權力的強制性及合法性基礎,不僅代表硬實力的競爭力和創造力可能會因此下降,作為超級權力的經濟環境之一的全球供應鏈受損,市場活力和市場份額難保,而且作為合法性源泉的信任和軟實力滑坡,同時超級權力的技術聯盟支撐也可能被弱化甚至瓦解。

  多極化世界中的競爭力下降。技術霸權策略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增強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從而加強霸權的權力基礎即本文所說的超級權力。但是縱觀歷史和現實,技術霸權的結果可能事與愿違,它反而會導致多極化世界中的競爭力下降,從而導致超級權力的相對弱化。

  首先,技術霸權的一些政策會導致別國采取針對性政策,反而會使本國企業無法獲得公平競爭機會。如果最終美國一意孤行,繼續選擇對中國的高科技公司全力圍堵,中國不會袖手旁觀,摩擦必將升級。此輪中美貿易爭端中的中方所被迫采取的關稅和其他應對措施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另一案例是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所遭受的金融與經濟反制裁措施。俄羅斯財政部長2018年8月曾表示,俄羅斯將繼續減持美國國債以應對制裁。針對美國的電子產品禁運,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官員則表示,俄羅斯將轉從中國等第三國采購電子設備和軍民兩用配件。

  其次,技術霸權中對人員交流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會使自己失去創新的后發動力,從而導致競爭力相對下降。科學是最國際化的人類事業之一,它應變得日益全球化和合作化。限制科研人員對外交流就等于失去了直接的外來競爭對手,失去了外來壓力,也因而等于失去了創新動力。2019年5月,美國埃默里大學突然關閉一實驗室,解雇實驗室負責人李曉江和李世華教授夫婦,同時解雇該實驗室部分中國雇員。這一舉動無疑會中斷該實驗室的長期研究,不僅會損害在美華裔科學家的信心,而且也可能在更廣層面上阻礙相關技術的進步,使相關技術創新可能流向海外。同時,限制向中國科學與工程技術留學生發放簽證之舉只會加劇這種危險。美國原助理國防部長、美中政策基金會創始人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指出,美國政府對中美兩國之間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方面勞動力的合作加以阻撓,這種做法可能使美國遭受更加嚴重的傷害。美國與中國科學家不再接觸,同時,美國研究機構中國人數量的減少,只會進一步阻礙美國的科學進步。

  最后,一國技術霸權會刺激別的國家在技術創新投入方面更加專注和執著,從而可能更快取得重大技術突破,使得原先的技術霸權國的超級權力下降。上世紀70~80年代,美國根據國家安全的借口對日本半導體產業進行打壓,但最終結果并不是美國自身的半導體產業更加強大,反而是韓國等地的半導體產業異軍突起。在這一輪以技術為中心的中美經貿摩擦也可能幫助中國科技創新的步伐。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發表文章稱,美國對華為開戰將有助于中國結束對西方技術的依賴。目前最好的技術、芯片和其他部件都來自美國及其盟友,由高通、英特爾、安謀科技等西方公司主導。中國仍然依賴外國(主要是美國)的技術。根據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目前中國使用的半導體中,只有16%是在國內生產的,而且只有一半是由中國企業生產的。特朗普政府將華為列入黑名單,很可能在這一行業中激發新的競爭對手,促使中國加倍努力縮小相關的關鍵技術差距。“如果美國長期封鎖中國半導體產業,將激勵中國引領另一個生態系統,而這將對美國半導體產業長期不利。”這種預測雖然在多變的國際環境中也不一定真正會實現,但是考慮到中國的綜合實力發展趨勢,也的確反映了一種可能性。

  全球化經濟中的供應鏈扭曲。對全球供應鏈的控制也是技術霸權的目標之一。誰控制了從低端到高端的供應鏈,誰就控制了全球產業結構。產業結構決定了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并進而決定著國家安全。因此,對供應鏈的競爭也是大國競爭的核心內容。然而,全球化時代的最主要特征是從國內分工走向全球分工,資本實現了全球雙向流動,同時,各個國家因為全球供應鏈的存在而成為相互依賴的利益共同體。試圖對供應鏈的控制不僅會使全球供應鏈扭曲,而且同樣會對技術霸權國本身造成巨大的損失,可能加速美國經濟衰退,并進而侵蝕其超級權力。

  首先,技術霸權會損害基于流通性的全球供應鏈,損害美國同樣依賴的全球商業環境。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展,供應鏈越來越長,分工越來越細,各經濟體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利益共同體。無論是公司還是國家,都不可能單獨擁有完整的產業鏈。全球化商業合作關系的本質是供應鏈協同:表面看,華為是手機或者電信設備的生產商,事實上華為還通過其產品組織鏈接了許多上下游企業。華為的背后是相互依賴的復雜供應鏈,其中包括諸多美國企業。一方面,美國發動的技術霸權策略勢必損害多邊貿易體制權威,沖擊長期穩定運作的全球供應鏈,損傷企業間基于契約的信任與合作,弱化基于競爭力和性價比的專業分工關系;另一方面,如果供應鏈被任意阻斷,信任消失,各國將開始發展各自的體系,不僅會使產品和服務質量更差或費用更高,而且可能導致相關技術在兼容性方面的危機,從而人為增加全球貿易的流通成本和供應鏈成本,造成規模經濟放緩和交易成本上升,全球資源無法實現最佳配置,影響供應鏈的穩定和安全,從而威脅全球經濟增長。

  其次,技術霸權導致的供應鏈扭曲會傷害美國自身的經濟和民生。全球供應鏈的客觀要求是減少貿易和投資障礙,特朗普實施的技術霸權政策將擾亂美國制造業的全球供應鏈,最終傷害美國經濟自身。一是提高美國企業生產成本。短期來看,如果美國拒絕中國制造的通訊電子設備,在難以找到合適的替代供應商情況下只能承擔加征關稅的成本,因為許多美國制造商依賴中國的原材料和中間品,中美制造業相互依存度很高。長期來看,供應商轉移生產也需要時間,同樣會產生更高成本并減少收入,并進而降低美國企業的價格競爭力和技術研發投資能力。二是影響美國經濟增長。在當今高度關聯的全球經濟體系下,限制技術轉讓、阻止技術出口的技術冷戰思維肯定會影響損害美國經濟。盡管制造業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份額很小,但該行業對全球需求的變化高度敏感,這使之成為美國經濟的風向標。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Mark Zandi)通過電腦模型分析了可能導致美國經濟衰退的因素,他認為首要風險是美國挑起的貿易戰。三是影響美國民生。對華為的打壓意味著美國消費者的電子信息產品價格可能會上漲。限制華為也同時意味著美國普通民眾及農村地區的中小電信商被迫購買非華為設備,這將增加民生成本。代表中小電信商的美國“農村無線網絡協會(RAW)”曾向美國政府寫信稱,由于華為設備價廉物美,上述企業已經產生依賴,如果美國政府執意要求更換供應商,需要提供補助。此外,高成本也可能導致美國農村地區的5G發展進程遲緩。

  最后,技術霸權導致的供應鏈扭曲可能會使美國的國防供應鏈受到報復并影響國家安全。美國向來非常重視供應鏈的安全,不僅清楚供應鏈在經濟發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清楚供應鏈對于國防安全的重要性。2005年后,美國的供應鏈政策目的逐漸轉向維護國家安全。2012年《全球供應鏈安全國家戰略》的發布是美國將供應鏈政策上升到國家戰略的標志,該戰略明確指出,全球供應鏈系統無論對美國經濟還是安全都是“至關重要的資產”。美國政府還設立了全球首個供應鏈競爭力委員會以維護其全球供應鏈安全。美國的目標很明確:必須確保美國控制和引領全球產業鏈。然而,全球大變革時代的技術霸權可能導致其國防工業供應鏈受到牽連。美國國會報告表明,美國工業需要的戰略礦物和關鍵礦物進口依存度很高,其中有礦物主要由中國提供。也就是說,美國國防工業基礎依賴于全球一體化的供應鏈。如果缺乏全產業鏈的支撐,長遠來看將嚴重威脅美國軍工企業的發展,并進而沖擊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

  信息化社會中的軟實力滑坡。美國當前的技術霸權合并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本意是提高美國的超級權力和霸權,然而卻可能造成其軟實力的滑坡,進而侵蝕其超級權力和霸權基礎,尤其是借助信息化的傳播力量,這種效應會更加明顯。軟實力是美國霸權極其重要的構成要素。歷史上的霸權之所以衰落和瓦解,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主要依靠硬實力來征服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而光靠硬實力必將招致持續不斷的反抗。因此,美國吸取了歷史經驗教訓,除了同樣用“硬”實力這根大棒進行威懾以外,還在世界范圍內建立了以“軟”實力為特征的新霸權主義。因而,相比美國仍然強健的經濟實力和無可匹敵的軍事力量,軟實力的衰退對于美國霸權和超級權力的影響更加值得關注。

  軟權力是一種通過吸引力、同化力、感召力和動員力等讓他人做你想做的事情而獲得預期結果的能力。軟實力的具體構成要素并沒有統一的認知。約瑟夫·奈(Joseph Nye)認為,軟實力“來源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美國著名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曾根據一項對16個國家的民意調查將美國軟實力資源歸結為科學技術、電影電視、民主價值觀、貿易方式以及美國觀念與習俗。而涉及43個國家的另一項民意調查也表明,美國最好的軟實力是科學技術,而不是好萊塢,因為79%受訪者認為最吸引他們的是美國領先于世界的科學技術。也就是說,不斷發展的科學技術優勢是美國霸權合法性的核心源泉。同樣,提高軟實力的策略工具也沒有定論。美國國務院原官員曾指出,發展與對外援助、貿易與私人環節投資、全球伙伴關系、公民能力以及靈活性是美國獲取巧實力的主要工具。另外有學者則認為,美國采取的是控制世界經濟和貿易規則制訂、掌握高新科技發展的主導權和擴展美國式價值觀“三位一體”的軟實力霸權政策。

  根據上述“三位一體”的軟實力政策,從當前美國的技術霸權看,至少從三個方面對美國軟實力造成了負面影響:第一,技術霸權對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規則的破壞。美國目前推行的技術霸權策略正在侵蝕美國所領導和推行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國際貿易規則。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曾指出:“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是我們國家安全戰略的關鍵優先事項。”“自由貿易的概念在成為經濟支柱之前就成為道德原則。”然而,在當前的技術霸權中的技術壁壘、司法干預等策略使得供需方不能根據性價比自由選擇所需產品,經濟問題被政治化和安全化,自由貿易規則受到嚴重侵蝕,美國的國家形象和軟實力也因此滑坡。

  第二,技術霸權背后所體現的對美國科技實力的不夠自信。如前面所言,美國最好的軟實力就是其領先于世界的科學技術。從科教實力來看,無論是在信息技術、航天航空領域,還是生物工程領域,美國依然走在世界的前列,且優勢明顯。但是,對華為等中國企業的禁令說明美國日益對崛起中國的科技發展感到壓力,這種壓力的另一面則是對自身的不自信,不僅是對科技競爭本身的不自信,而且同時也隱含了對美國模式吸引力下降的擔憂,因為這意味著不同于美國的社會模式下也同樣可能發生先進科技創新。

  第三,技術霸權策略體現對美國傳統價值觀的背離。約瑟夫·奈在《美國權力的自相矛盾:為什么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不能獨行其事》一書中指出:不管一個國家多么強大,僅僅憑自己的力量都無法應付世界上的所有問題。約瑟夫·奈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民主和人權的理想及理念具有吸引力,它所采取的政策不是以自我為中心,而是對他國也有利,這些都構成它的軟實力。然而,美國的技術霸權策略顯然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做法,這不僅會傷害投資者對美國市場的信心,也會傷害其信譽及軟實力。此外,技術霸權的策略中所體現的限制科技交流、收緊簽證、辭退華裔科研人員等做法嚴重背離美國傳統價值觀。美國是號稱“大熔爐”的移民國家,這種多種族特性造就了美國獨特的價值觀和制度,包括向全世界網羅精英人才的科技創新體制。然而,當前技術霸權所體現的是另一景象。

  多樣化文化中的聯盟體系弱化。美國的技術霸權以及背后的“美國優先”思維還會弱化其聯盟體系,從而侵蝕其超級權力和霸權基礎。美國的超級權力還來自于其廣泛的遍布全球的聯盟體系。美國的盟友既包含有共同文化、信仰的血親,也包含具有共同價值觀念的友邦,當然也包括唯有利益作為準繩的國家行為體。美國在歐洲、亞太都有著堅實的盟友體系,如北約盟友體系、在南亞與印度的盟友關系、在亞太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雙邊同盟。此外,美國還有情報共享的“五眼聯盟”。這些聯盟體系是美國霸權的重要支撐。然而,特朗普政府的當前政策表明,價值觀已經居于次位,“美國夢”也變得漸行漸遠。這些都嚴重影響了美國的軟實力,進而影響其主導國際事務的號召力和吸引力,最終影響其領導力和霸權地位。

  以華為事件為例,美國的技術霸權已經明顯在盟友體系中導致了一些裂痕。英國是美國的第一盟友,也是其情報伙伴。英國廣播公司(BBC)稱,在2019年6月初,美方以可能中斷情報合作相威脅,施壓英國將封殺中國華為列入議事日程。但英國《泰晤士報》援引一名英國官員的話說,英國原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堅持華為參與建設英國5G網絡不會威脅英美情報分享。另據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報道,英國最大的獨立微芯片公司戴樂格半導體公司CEO表示,如果技術貿易戰升級,電子行業將別無選擇,只能同中國一起對抗美國,因為“所有元件都在中國和亞洲制造”。德國也是美國在歐洲的重要盟友。德國從一開始就沒有把華為排除出5G基礎設施建設,而是將其和滿足安全規定掛鉤。從英國和德國情況可以窺見大西洋兩岸的裂隙在加大。歐洲和美國在中國挑戰面前陷入一種“破壞性分歧”,而特朗普的最新舉動可能讓美國走上一條連歐洲的鐵桿強硬派都難以接受的道路,從而加速歐洲與美國的分歧。

  同樣,在亞洲,美國也與盟友之間產生了意見分歧。面對美國政府的持續施壓,韓國主要IT企業表示“無法接受”共同抵制華為,明確表態將繼續與華為合作。特朗普政府多項涉及太陽能光伏電池及組件、大型洗衣機、鋼鐵和鋁等產品的部分貿易調查也曾激起歐盟、日本、韓國盟友的抗議。2018年7月17日,日本和歐洲還撇開美國達成自貿協定,正式簽署《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并已于2019年2月1日生效,這表明雙方作出了抵制保護主義誘惑的區別于美國的明確選擇。

  從技術霸權角度看,美國的聯盟體系弱化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原因。一是多樣化文化中的戰略思維和認知差異。在歐洲人看來,白宮對與中國打交道有一種誤入歧途的零和思維。正如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原高級官員埃文·費根鮑姆(Evan A. Feigenbaum)所指出的,特朗普政府中有人把中國視為一種“生存威脅”,但大多數歐洲人都不會認同該立場。事實上,在全球大變革時代,這種思維已經過時。二是技術霸權導致原先盟友體系共同的價值觀基礎弱化。美國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曾感嘆,美國正在背離70多年以來形成的美歐等西方聯盟的共同思想基礎——普世價值。三是全球大變革時代的多樣化目標和利益分層。不論特朗普是否連任,今后跨大西洋伙伴關系都可能因為沒有共同的目標而變得更加困難。對于大多數國家而言,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都存在分層,需要進行綜合權衡。雖然會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許多對成本更敏感的國家可能會選擇使用中國設備。一些英國官員意識到,針對特朗普政府對華為的禁令,他們必須慎重決策,因為沒人想將自己排除在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影響力之外,何況沒有證據顯示華為設備存在秘密“后門”。所以,英國電信運營商巨頭EE在5G供應商的選擇上也毫不猶豫選擇了中國華為5G,因為從技術、設備以及成本等方面而言,華為5G是最優的選擇。同樣,對于韓國IT企業而言,之所以無法聽從美國,是因為他們在中國有巨大的利益,而且他們和華為之間有緊密的零件供應合作。正如傅立民所指出的,第三方國家公開拒絕和美國一道反對深化與中國的經濟關系,因為它們想要的是中國提供的資本、技術和市場開放。當然,也正是基于多樣化文化和不同的利益分層,有些盟友的做法也是有選擇性的。例如,在知識產權問題上,歐盟表達了對美國的支持,曾單獨就所謂中國技術轉讓問題提起訴訟(“中國技術轉讓措施方案”)。但是在“301調查”上,歐盟并未妥協于美國的壓力。

  結 語

  綜上所述,美國的技術霸權是由國會、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司法部等多部門聯動發起的全政府戰略,美國正在動用整個美國國家機器阻礙和打壓新興國家在技術方面的進步。具體的技術霸權手段如美國的貿易代表辦公室和商務部推動的貿易保護和技術壁壘策略、財政部和司法部推動的經濟制裁和司法干預策略、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和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等多機制推動的限制交流與技術封鎖策略、國務院牽頭的以《瓦森納協定》為代表的政策脅迫與技術聯盟策略等。然而,全球大變革時代的技術霸權不僅無法順利達到壓制競爭對手的目的,而且會對自己造成巨大傷害,如競爭力下降、供應鏈扭曲、軟實力滑坡和聯盟體系弱化,并進而弱化超級權力和霸權地位。

  美國的技術霸權有多方面的形成原因。一是制度慣性。技術壟斷已成為發達國家基本方針政策,某種程度上已明顯地上升為國家意志。技術霸權是霸權國本能的不自覺的固化思維,而這種思維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在權力和影響力下降的新現實面前不愿調整心態,即仍然保持對于世界霸權的迷戀(hegemonic nostalgia)心態,美國總統特朗普所呼吁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就反映了這種心態;另一方面,這種思維還來自于美國對國家關系的基本認知,即敵對式共存認知。“特朗普政府官員從未提出過美國和中國在世界上共存的愿景”,而這是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缺乏戰略清晰度的一個關鍵原因。二是美國國內各部門利益的博弈。參與美國技術霸權戰略的部門很多,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利益,有的是希望借助技術霸權策略提升自己的能見度和影響力,有的是為了附和美國國內的輿論形勢和制度慣性而避免批評,當然也有的可能就是出于偏執的國家安全理念。三是當政者個人性格和處事風格影響。相比之前的政府,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技術霸權傾向更加明確,這和特朗普的個人性格和商人本質分不開。同時,為實現自己的選舉承諾,重振制造業,對華施壓也是其優先選擇。

  除了上述原因外,美國的技術霸權還源自其歷史文化。在波斯曼(Neil Postman)看來,“美國文化是唯一的技術壟斷文化”,美國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完全生活在被20世紀的技術控制下的文化中的國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移民國家的非均質文化和國民性使得美國人一直保持著對科學和技術的好奇和創造力,從而對新技術有自發的親近感。第二,新技術推進經濟成功發展的歷史使得得美國人更執著于對新技術的追求。第三,技術帶給美國人的舒適和便捷推動了美國人對技術的狂熱崇拜。第四,美國人的信念體系在不斷發展的技術面前逐漸失色,而技術則成為了替代信念體系的東西。在波斯曼看來,人們“只剩下一個可以相信的東西‘技術’”。技術霸權思想正是誕生于這樣的信念體系和文化。

  全球大變局時代,技術霸權已經不適應時代發展。與冷戰時期不同,當前全球大變革時代的中美都無法從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獨立出來,中國不僅是西方最重要的消費市場之一,更是復雜的國際供應鏈的一部分,中美兩者無法分割。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的背景下,技術霸權不僅難以達至增強霸權的初衷,而且可能損害作為霸權基礎的超級權力。技術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但是這一作用是發生在開放的基礎上。當前的霸權國地位是在開放中形成的,其超級權力也是在技術、市場和資金的開放過程中形成的,來源于科學家的合作、市場投資和全球社會的支持。而對于戰略技術,更是必須通過共享和合作才能達至兼容并蓄,從而為全人類服務。因此,大國應約束自己的這種本能的、不自覺的技術霸權思維和沖動,相互包容,繼續在科技和教育方面保持開放和合作,共同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文章來源:《學術前沿》2019年7月下

  《大變局時代的技術霸權與“超級權力”悖論》

  作者: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蔡翠紅

  原文責編:肖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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