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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論文
 
世界大變局中的變與不變
張家棟

《人民論壇》2019年6月

張家棟:“世界大變局中的變與不變”,《人民論壇》2019年6月

   【摘 要】當今世界處于大變局之中,國際政治理念發生了變化,但并非全面動搖;多極化進程雖有加速趨勢,但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國家仍然是當今世界政治的主導性力量;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治理體系雖然受到沖擊,但仍然有效;以幾大國際經濟機構為核心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雖然受到挑戰,但仍然在行使最基本的治理職能。

  【關鍵詞】大變局  多極化  國際治理體系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2017年以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多個場合提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概念。有時,他強調的是變局所可能帶來的機遇,如在2017年底的外交工作會議上。有時,他強調的是風險,如在2018年和2019年的一些會議上。學術界和輿論界也對這一提法進行了呼應,并且已有一些較有深度的分析與思考。總體來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本質上并不是強調變局是百年一遇的,而應該是指經歷了百年的發展與演變,國際社會出現了一種重大調整的可能。并且,這種變化是絕對的,也是相對的,變化是在變與不變的相互比較中被識別出來的。因此,強調變化并非是什么都要變化、什么都會變化,變與不變并存,仍然是當今世界形勢的主要形態。

  國際政治理念并非全面動搖,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國家仍然是當今世界政治的主導性力量

  國際政治理念發生了變化,但并非全面動搖。冷戰結束以后,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等一度成為國際關系的流行概念,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超越民族國家范疇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實踐層面,歐盟等地區一體化機制被建立并得到鞏固。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后,再提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等概念,在一些國家和領域甚至會被認為是政治不正確,與世界潮流不一致。但是近幾年來,隨著英國脫歐、美國轉型,很多國家都出現了向傳統的國家主義和民族國家方向發展的趨勢。曾經被批判的一些概念,如民族國家和利益至上等,也再度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擁有了生存土壤。但是,國際政治理念雖然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國家為核心的主權平等觀念仍然是主流意識,戰爭作為追求國家利益的手段仍然被批判,合作與發展仍然被大多數國家認為是值得追求的首要目標。

  多極化進程有加速趨勢,但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國家仍然是當今世界政治的主導性力量。1972年時,中國的GDP只相當于美國的1/50,可以說是微不足道。20世紀末時,中國的GDP總量還不如美國的一個加利福尼亞州。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格局多極化趨勢加速。中國GDP迅速超越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到2018年達到美國GDP的66%。印度經濟也在快速增長,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在軍事方面,也有類似的趨勢。在19世紀中后期,世界前十大海軍強國全部是美歐國家,日本是到19世紀末期才進入世界海軍前十名的。在二戰結束時,美國海軍更是獨步天下。現在,在世界前十大海軍中,一半以上是亞洲國家和地區,傳統歐洲強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的海軍,目前以總排水量計還排在印度的后面。但盡管如此,美國仍然是并將繼續在很長時期內是世界第一海軍強國。更重要的是,美國及其盟國,仍然掌握著世界上最重要的智力資源,擁有最多的高科技專利和技術標準,擁有難以動搖的金融霸權地位,還擁有世界上最優越的自然資源條件。這些都使得美西方主導的國際格局,雖在朝著多極方向發展,但仍然具有較長時期的穩定性。

  國際治理體系仍然有效,世界經濟治理體系基本有效

  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治理體系雖然受到沖擊,但仍然有效,并未在根本上受到沖擊。由于美國的政策變化,聯合國體系的權威和行為能力確實受到質疑和動搖。但盡管如此,以安理會為中心的國際安全治理體系,仍然維持著普遍的世界和平,國家間、尤其是大國間不戰仍然是一個最基本的現實。德國、日本、印度和巴西致力于成為安理會新的常任理事國,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證明了聯合國體系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雖然美國維護現有國際安全秩序的意愿下降,但是美國挑戰這一秩序的能力也在下降。美國退出了一些聯合國機構,但并沒有在根本上動搖這些聯合國機構的功能。在某種意義上,聯合國體系有從一個美國為中心的體系,變成一個真正的聯合國體系的可能。美國的政策轉向,既是聯合國體系的一次嚴峻挑戰,也可能是其發展歷程中的一個機會。

  以幾大國際經濟機構為核心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雖然受到挑戰,但仍然基本有效。特朗普總統上任以后,猛烈攻擊一些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尤其是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心的世界貿易治理體系。在一定意義上,世界貿易組織等的權威性確實受到動搖。但是到目前為止,以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仍然有效,仍然在為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運行提供著最基本的制度保障。美國雖然對其中一些規則表示不滿,但仍然沒有表達出全面推翻的意愿。并且在事實上,美國也未必具備這種顛覆性能力。美國雖然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但日本等國仍然建立了一個新版的“跨太平洋全面與進步關系協定”(CPTPP)。美國并不能壟斷國際貿易規則的制訂權。中美之間的“貿易戰”也表明了這一點。能打“貿易戰”,表明中美之間有大規模的貿易關系。這種貿易關系就是以當前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為基礎的產物,仍然體現了中國與美國之間合作與競爭并存的基本關系形態。

  大國戰略博弈形勢重回熱戰的機會并不大,中美重回冷戰的機會也不大

  大國戰略博弈形勢有激化趨勢,但重回熱戰的機會并不大。大國間發生熱戰即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并不大,冷戰經歷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核威懾時代,各大國都沒有把握在擊敗對方的同時,自己又能全身而退。這一前景使得任何一個理性的決策者都會把避免大國間的全面戰爭作為基本決策目標,或干脆就是一個常識。在現實中,盡管各戰略博弈主體都在不斷更新、強化戰爭能力,但在政治和輿論上,也都沒有進行煽動與動員。這與兩次世界大戰之前在各國內部廣泛存在的戰爭狂熱和民族主義情緒,有本質性差異。中美圍繞著貿易和科技政策等問題摩擦了一年多時間,雖然雙方都在對對方進行口誅筆伐,但全面仇恨對方的輿論氛圍并沒有出現。

  中美之間雖然有了相互防范的戰略趨勢,但重回冷戰的機會也不會大。冷戰的產生與出現,并非僅僅是因為喬治·凱南的一份8000字電報,而是由三個基本事實所導致的:一是,世界上存在著兩個強大的勢力集團。在二戰的廢墟上,多數列強都倒下了,只有美國和蘇聯碩果僅存。兩國充分利用自己短暫的時間窗口,建立起以自己為中心的力量體系,即北約和華約體系。二是,兩大勢力集團相互隔離。蘇聯集團與美國集團,在意識形態、貿易、科技、人文甚至是在體育等方面本來就是相互獨立的。這使得對于雙方來講,投身于冷戰其實就是延續這種相互隔離的狀態,機會成本并不高。三是,美蘇都可以利用信息隔離的機會來污化對方,從而通過煽動對對方的恐懼和仇恨,來實現內部政治動員。這三個方面,在當今世界都是很難實現的。一方面,這個世界雖然以美國和中國為最強大的兩個行為體,但在中美以外,仍然有一些強大的國家,這些國家并不會自動認可冷戰邏輯,也不會心甘情愿地加入兩極對壘的體系之中。并且,如果中美之間真的發生“冷戰”或“準冷戰”,反而會加速美國霸權的衰落,增加中國崛起的困難。這會讓世界政治權力加速向中美以外的國家轉移,多極化進程會加快,更不會形成兩大勢力集團,冷戰的基礎反而可能會根本消失。另一方面,中美之間利益的相互融合使得相互切割如同戰爭一樣,成為最后的選擇,不再是可以被輕易使用的政策手段。兩國間頻繁的信息交流,也使得通過偽造與虛構來營造仇恨文化和民族主義情緒,事實上并不可行。少數所謂“精英”把中美關系拖回冷戰狀態的機會并不大。

  (作者張家棟為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一帶一路”戰略與國際安全研究所所長;責編/孫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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