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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導向的美國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轉型
吳心伯

《國際問題研究》2019年第3期

吳心伯:“競爭導向的美國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轉型”,《國際問題研究》2019年第3期

〔提 要〕特朗普政府全面開展對華競爭,謀求在高新技術和國防產業鏈上與中國脫鉤,對中國機構和個人在美國的活動施加越來越嚴格的限制,在經濟、安全、外交等領域對華施壓。上述政策造成兩國關系氛圍惡化,戰略互信受損,結構性矛盾突出,中美關系從合作與競爭并存模式轉向競爭主導型模式,雙邊關系縮水,在多邊機制中的分歧和摩擦加劇。展望未來,中美關系在短期內依然形勢嚴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從長遠看來,中美關系走向存在多種可能,其一方面取決于美國內部各派的博弈,另一方面更取決于中國的應對。塑造推進務實合作和建設性競爭、有效管控風險、防范重大沖突的中美關系,仍是中國對美外交的基本方向。

〔關鍵詞〕美國對華政策、中美關系、特朗普政府

〔作者簡介〕吳心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中圖分類號〕D822.371.2

  
  特朗普政府以戰略競爭為指導思想,全面調整對華政策,中美關系面臨嚴峻考驗。中美兩國是否會脫鉤?“新冷戰”是否會爆發?中美關系是否正在(或已經)跌入“修昔底德陷阱”?通過分析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調整與影響,有助于回答上述問題,并展望美國對華戰略和中美關系的長遠走向。

  
一、全面開展對華競爭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布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修正主義國家”,宣稱要與中國開展戰略競爭,強調中美關系的競爭性。2018年1月,美國國防部發布《國防戰略報告》,其對華基調與《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一致,[1]戰略競爭已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指導思想。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博明(Matthew Pottinger)直言不諱地宣稱,特朗普政府已將競爭的概念置于其對華政策的最前沿和國家安全戰略的頂部。[2]

  后冷戰時代的美國對華政策一直是“接觸”加“防范(或制衡)”,中美關系也一直是合作與競爭并存。盡管奧巴馬執政時期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強化與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競爭,但是在特朗普執政之前,美國對華競爭始終聚焦個別方面和部分領域,而特朗普政府是第一次使對華競爭全方位展開:政治上,既要阻止中國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和地區秩序,又要提防中國對美國社會的“滲透”;經濟上,既要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和中國市場開放問題,又要阻止中國在科技領域的進步,還要改變中國的產業政策;安全上,既要應對中國軍事力量的上升,又要抑制中國在地緣戰略上的拓展。[3]全面競爭態勢反映了美國對華認知和政策上的重大變化。為全面開展對華競爭,特朗普政府設計和實施了一系列各有側重而又相互呼應的政策手段,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脫鉤、限制和施壓。

  第一是脫鉤。脫鉤的重點之一是在高科技領域,通過阻止美國的高新技術流向中國,延緩中國技術進步的步伐,使中國難以快速實現產業升級或在高技術領域趕超美國。為推動中美在高科技領域脫鉤,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強出口控制,反對所謂強制外企轉讓技術的相關政策,限制中國對美投資,限制中美技術合作與交流等。2018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要求加強對出口管制清單之外的新興技術和基礎技術的管控。同年11月,美國商務部產業安全局在《聯邦紀事》上發布關于特定新興技術管制評估的規則草案,列出包括生物技術、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技術、定位、導航和定時技術、微處理器技術、高級計算技術等在內的14類技術領域。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領域與中方的“中國制造2025”規劃所涉及的技術領域存在著驚人的一致,其矛頭所指不言而喻。在中美貿易談判中,美國也把所謂的中國強制外企向中方合作伙伴轉移技術作為施壓重點。2018年8月,經特朗普簽署的《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正式生效。該法案擴大了美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的審批權限,特別關注外國人對涉及關鍵技術、關鍵基礎設施、保存或搜集美國公民個人信息的美國公司的交易,并將關鍵技術從“對美國國家安全必不可少或重要的科學技術”擴展至包含“新興基礎技術”。脫鉤的另一個重點是在國防工業領域。為減少美國國防工業對華依賴所帶來的風險,打造一個在戰爭環境下能夠安全運作的后勤保障體系,美國正在推動中美在國防產業鏈上部分脫鉤。2018年10月,美國國防部發布的《評估和加強美國制造業和國防工業基礎及供應鏈的彈性》報告稱,美國國防工業有超過280項產品的供應鏈嚴重依賴外國,特別是對中國稀土和零部件的需求很高;在對美國國家安全有戰略性和關鍵作用的材料和技術的供應方面,中國已經構成了重大且不斷增長的風險。有鑒于此,美國正積極尋找中國進口材料的替代來源,以及使美國國防承包商將其在華生產基地遷出中國。

  第二是限制。在將中國視為首要的戰略競爭對手的背景下,美國正在對中國機構和個人在美國活動施加越來越多、越來越嚴厲的限制。美國實施這些限制措施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所謂中國機構和個人在美國進行政治滲透或從事間諜活動所帶來的風險。近年來,美國反華勢力不斷炒作所謂的中國以教育、科技、人員交流與往來為手段,對美國社會開展政治滲透或影響,美國情報機構則不斷渲染中國在美間諜活動的危害。“國家民主基金會”在一份題為《銳實力:上升的威權主義的影響》的研究報告中,指責中國和俄羅斯試圖“通過操縱或歪曲信息來影響目標受眾”,甚至通過發動顛覆、滲透,以達到在他國壓制言論自由、擴張勢力乃至控制意識形態等目的,影響他國的認知和決策,從而謀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4]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Ray)聲稱,中國在美國的間諜活動無處不在,形式多樣,在這方面,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比中國對美國構成的威脅更大。[5]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和亞洲協會美中關系研究中心聯合發布的《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報告則指責中國“在努力滲透入美籍華人群體、中國在美留學生、美國公民社會組織、學術機構、智庫以及媒體”,這些行為提升了中國在美國的影響力,威脅著美國的核心價值,破壞了美國的民主進程。[6]二是強調美國機構和個人在華所受到的待遇與中國機構和個人在美所受待遇不對等,因此美國應該“以牙還牙”,對中國施加對等限制。為此美國出臺了眾多針對中國的限制措施。例如《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禁止美國國防部資助那些設有孔子學院的高校的中文項目。在壓力之下,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宣布結束與孔子學院的合作項目。2018年9月,美國司法部要求新華社和中國環球電視網在美分支機構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登記為“外國代理人”,這將使兩個機構在美國的新聞報道活動受到更多限制。美國還收緊了對中國學者和學生發放赴美簽證,包括更多更嚴格的背景審查、更高的拒簽率,取消已向一些學者發放的十年有效簽證,等等。

  第三是施壓。美國在經濟、安全、外交等領域,通過單邊和多邊手段,對中國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旨在對中國進行“懲罰”,迫使中國改變政策。經濟上,美國先后宣布對價值2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在此之前美國還對來自中國等國的進口鋼鋁產品加征關稅),中國被迫反擊,宣布對85%的美國對華出口商品加征關稅,如此規模的貿易摩擦在中美關系史和世界經濟史上都是前所未見的。特朗普對華發起貿易摩擦具有多重目的,既想打開中國市場,解決所謂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是要迫使中國調整相關的產業政策和經濟體制。美國還在與加拿大、墨西哥談判簽署的《美墨加三國協議》中加入“毒丸條款”,規定任何一方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議時,應允許其他各方在發出6個月的通知后即可終止此協議,并以雙邊協議來取代。在此之前,美國商務部曾在2017年10月發布《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報告》,將中國確認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因此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的協議中加入“毒丸條款”無疑是要對中國施壓,迫使中國做出重大改變。美國還竭力打壓中國信息產業的兩大龍頭企業中興和華為,特別是在全球范圍內擠壓華為的潛在市場,防止中國在5G技術的開發和應用上獲得世界主導地位。在安全領域,美國在臺灣和南海問題上都加大了對華施壓的力度。在臺灣問題上,特朗普于2018年3月簽署《臺灣旅行法》,為提升美臺關系大開方便之門。特朗普政府還對薩爾瓦多、多米尼加和巴拿馬三國與臺灣斷絕“邦交關系”、與中國大陸建交不滿,召回駐三國的大使或臨時代辦。美臺軍事與安全合作也有顯著提升,美國軍艦通過臺灣海峽的次數大幅增加。在南海問題上,美國提升了“航行自由行動”的頻率,加大了空中戰略力量在南海的投射力度,[7]并拉攏日本、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盟國在南海展示軍事存在。美國軍方還以中國在南海的“持續軍事化行為”為借口,取消了對中國參加2018“環太平洋”聯合軍事演習的邀請。更有甚者,美國竟以中俄軍事合作為由,對中國中央軍委裝備部及其負責人實施制裁。在外交領域,美國在印太戰略框架下,提出“印太經濟構想”,與日本和澳大利亞聯手成立印太地區基礎設施投資三邊伙伴關系,加強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競爭。

  總體而言,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競爭具有如下特點。一是“全政府”行為。美國《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強調,“與中國的長期戰略競爭是美國的最高優先,為此需要將包括外交、經濟、情報、執法及軍事等國家權力在內的要素整合起來,以保護和鞏固國家安全”。[8]縱觀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實踐,經濟、外交、安全、執法等部門緊密配合,協調行動,這對一向被認為內部協調能力差的特朗普政府來說實屬罕見。二是動作力度大,行為粗暴。無論是采取大規模的加征關稅措施,或是對中國中央軍委裝備部及其負責人實施制裁,亦或是取消對中國軍方參加環太軍演的邀請,美國出手兇狠,不計后果。三是以經濟競爭為主,外交與安全競爭的分量在上升。特朗普政府視經濟安全為國家安全的核心要素,對華競爭從貿易摩擦入手,重點則是高科技領域。隨著鷹派人物蓬佩奧和博爾頓先后出任國務卿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特朗普政府在外交和安全領域對華施壓增大,安全與經濟手段相互配合,呈現出“兩手硬”的特征。四是注重運用多邊手段。特朗普政府外交上偏好單邊主義,但在對華問題上卻高度重視發揮盟友和伙伴的作用,如在經貿問題上利用加拿大、墨西哥、歐盟、日本等國,在南海問題上調動日本、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在牽制“一帶一路”倡議方面利用印度、日本、澳大利亞等國。

  
二、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自美國調整對華政策以來,中美關系發生了一系列重要變化,其中有些可能是短期的,有些則是長期的;有些是個別問題上的,有些則是結構性的。

  第一,中美關系氛圍惡化。隨著特朗普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將中國鎖定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特朗普及其團隊對中國進行大肆污蔑和攻擊,尤以2018年10月副總統彭斯講話為甚,嚴重毒化了美國對華輿論環境,一時間美國出現了反華大合唱,政府和國會聯手抨擊中國,共和、民主兩黨一致對華強硬,媒體、智庫跟風炒作,美國政治精英在中國問題上表現出的如此集體非理性和歇斯底里的情況,在后冷戰時代還是第一次。[9]

  第二,中美戰略互信嚴重受損。從《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到彭斯對中國內政外交進行全面攻擊;從發動史無前例的貿易摩擦,到對華采取各種限制、打壓措施,美國的種種言行不能不使中國嚴重懷疑特朗普政府(至少是其中的某些鷹派人物)企圖對華發動“新冷戰”,以實現其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意圖。美國在中美貿易談判過程中言而無信、出爾反爾的做法也使美國的信用度大打折扣。與此同時,美國朝野對中國內政外交的大肆歪曲、抹黑,甚至用陰謀論闡釋中國的戰略意圖,也加劇了美國政治精英對中國的疑慮、焦慮和恐懼心理。

  第三,中美結構性矛盾突出。特朗普政府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渲染中美結構性矛盾,包括力量對比的矛盾——美國要保持霸主地位,防止被中國趕上和超越;利益分配的矛盾——美國認為中國從現有國際經濟體系中獲得了巨大的好處,對美國不公平,占了美國的便宜;制度的矛盾——中美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矛盾——中美擁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美國發現不僅無法在這方面改變中國,而且中國似乎還有意對外推廣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國際秩序上的矛盾——美國自視為現有國際秩序的締造者,這個秩序對美國有利,而中國則意圖顛覆、削弱當下的國際秩序,打造一個更符合自身利益的秩序等。雖然中美在上述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競爭和分歧,但特朗普政府出于強化對華競爭的需要,故意夸大、歪曲事實,抹黑中國,使得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空前突出。

  第四,兩國關系模式轉型。在后冷戰時代的大部分時間里,中美關系始終是協調、合作與摩擦、競爭并存,協調、合作推動著中美關系的發展,而對摩擦、競爭的處理也不斷考驗著雙方對兩國關系的管理能力。然而隨著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轉為競爭導向,中美關系中的合作面在縮小、合作的動力在下降,而競爭領域擴大、競爭力度大幅上升。中美關系從合作與競爭并存模式轉換到競爭主導型模式,競爭正在成為中美關系的主旋律。

  第五,中美協調機制停擺。特朗普執政后雙方同意建立的四大對話機制在2018年僅舉行了外交與安全對話,而全面經濟對話、執法與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三個機制停擺,許多其他雙邊磋商機制也無法運作。需要強調的是,中美對話機制不能正常運轉對中美關系的負面影響尤為深遠。在21世紀初,隨著中美關系的發展,兩國之間需要處理的問題越來越多,雙方建立了眾多的對話與磋商機制,“這些機制在溝通彼此關切、推動解決兩國間的分歧、擴大和深化兩國合作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10]鑒于中美關系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兩國關系的機制化水平以及機制的有效運作是支撐雙邊關系發展的重要手段。然而,特朗普政府內部的一些鷹派人士希望減少而非保持中美之間的機制化、常態化互動,鼓吹與中國打交道時對抗和施壓比對話更有效,這不僅導致中美互動的“去機制化”,還有可能使摩擦和對抗取代對話與磋商而成為中美互動的主導范式。

  第六,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大幅減少。由于美國加大政策限制,2018年中國對美投資下跌83%,降至2011年以來的最低點。[11]貨物貿易方面,2018年中美雙邊貿易同比增長8.5%。其中,中國對美出口增長11.3%;進口增長0.7%。[12]雖然中國對美出口額有較大增長,但這主要是美國進口商為預防中美貿易摩擦在2019年進一步升級而采取的提前補倉措施,這意味著2019年如果中美貿易摩擦不能結束,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額將會有顯著的回落。在人文交流方面,美國在“踩剎車”甚至“開倒車”,一些與中國的合作項目被終止,一些美國學者(尤其是華裔學者)與中國學術界的交流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美國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正在有選擇地對中國學生學者關上大門。長期以來,經貿關系和人文交流被認為是中美關系的重要基礎。蓬勃發展的經貿聯系使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迥然不同的兩個國家之間有了實實在在的利益關系,給各自國家帶來了巨大收益;人文交流加強了兩國民眾之間的聯系和理解,為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社會基礎。中美建交以來,盡管兩國政治關系起起伏伏,但雙方都致力于鼓勵、支持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的發展,也正因為如此,中美之間的經貿和人文紐帶不斷擴展,蔚為大觀。當下特朗普政府限制中美經貿關系和人文交流發展的政策正在嚴重削弱兩國關系的重要支柱,無異于要扭轉兩國關系過去四十年發展所形成的積極勢頭。

  第七,由于美國對華競爭戰略所產生的外溢效應,中美在多邊機制中的分歧和摩擦加劇。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對中國和美國貿易政策的審議過程中,中美代表針鋒相對,美國提出的“重新審查中國WTO成員身份”的提案被70個成員一致否決。在WTO改革議題上,中美的角力也如影隨形。在2018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峰會上,中美就貿易、投資等問題激烈交鋒,美國欲將其關于WTO改革的立場寫進領導人宣言,中國則堅決反對,由于分歧嚴重,峰會未能發表宣言,這在APEC歷史上尚屬首次。此外,中美兩國也在二十國集團(G20)機制內進行博弈,美國竭力拉攏其他成員對華施壓,中國則堅定地抵制和反擊美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的行為。

  
三、中美關系走向

  在經歷了中美關系激烈震蕩之后,國際社會關心的兩大問題是,短期內中美關系是持續震蕩還是會有所緩和?長遠而言,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和中美關系的變化是否已為美國對華戰略和兩國關系的走向奠定了基調?

  短期來看,中美關系的走向主要受三個因素的影響。一是美國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由于民主黨在美國新一屆國會眾議院中占據多數席位,其對特朗普的牽制增大,特朗普面臨的政治壓力上升。經濟上,2018年10月開始的美國股市大幅波動以及2019年美國經濟增長放緩的跡象,意味著特朗普拼經濟的努力將面臨更大的挑戰。面對愈發不利的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特朗普需要與中國達成對美有利的貿易協議,才能穩定市場信心,以此作為政績牌抵擋民主黨的壓力。二是特朗普政府內部各派在對華問題上影響力的變化。當前特朗普執政團隊在對華問題上分成四派:以特朗普本人為代表的經濟民族主義者,主要關注美國經濟利益,尤其是解決對華貿易逆差問題;以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總統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為代表的經濟現實主義者,主要擔憂中國在經濟實力上超過美國,尤其希望阻止中國獲得美國的高新技術;以財政部長姆努欽為代表的經濟自由派,關心的是中國的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開放;以副總統彭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為代表的國家安全鷹派,試圖與中國開展戰略競爭并遏制中國。[13]各派之間既競爭又合作,而特朗普一方面缺乏政策制定的全面掌控能力,另一方面又希望利用各派相互牽制,并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決定取舍。目前看,前三派之間逐漸形成了共識,即通過談判迫使中國在解決貿易不平衡、保護知識產權和停止強制美國企業轉讓技術、開放服務業市場等方面做出讓步,以最大限度地促進美國的經濟利益。三是中美貿易談判的進展。由于中國對美國發起貿易摩擦采取了堅決斗爭的立場,美國“易勝”“速勝”的幻想破滅。2018年12月1日在阿根廷舉行的中美領導人會晤是中美貿易摩擦的重要轉折點,此后兩國以積極務實的態度重開談判,有希望在2019年上半年結束這輪貿易摩擦。

  與此同時,也要看到,即使中美貿易談判達成協定,中美經貿摩擦仍將起起伏伏,美國不會放棄在科技領域的對華限制和打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旦貿易摩擦休兵,特朗普政府內部的安全鷹派有可能在外交與安全問題上加大對華壓力,如為了支持臺獨勢力繼續執政而加大對臺支持力度,或為在南海問題上“推回”中國的戰略布局而升級對華挑釁,在涉疆、涉藏、涉港問題上也會不斷給中國制造麻煩,而特朗普政府劍走偏鋒、出手兇狠的行事風格也增添了雙邊關系的風險。因此在中美關系的重要轉型期,摩擦、顛簸和沖突越來越成為常態,有效的風險和危機管控對雙方都是緊迫的需求。

  長遠而言,美國對華戰略和中美關系的走向仍未完全定型。就美國對華戰略而言,強化對華競爭、加大對華壓力已是基本共識,但當下美國朝野對華強烈的情緒化反應和特朗普政府的執政理念和風格所帶來的政策影響都未必能夠持久。面對一個更加自信、強大、有所作為的中國,如何設計一項更加有效的對華戰略這一問題,美國內部尚在探索和辯論之中。[14]美國該如何看待中國的發展,如何確定對華關系的終極目標,應在對華關系中采取哪些手段,準備付出哪些代價,這些尚未形成共識。[15]美國各派關于中國問題的辯論不僅是一個認知和偏好的問題,更涉及不同利益的博弈。最重要的是,美國政治經濟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對外戰略(包括對華戰略)的走向,而展望未來,美國政治經濟形勢的演變充滿了不確定性。[16]

  在后冷戰時代,經貿關系一直是中美關系發展的重要基礎,謀求經濟利益是發展雙邊關系的主要動力,在中美之間始終存在諸多政治與安全分歧的背景下,經濟聯系成了兩國關系的穩定器和粘合劑。鑒于經濟因素在兩國關系中的重要地位,經貿關系的走向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美關系的未來。從美國國內對華經濟思維看,至少存在三種形式的對華經濟政策,而這些政策對整個雙邊關系意味著不同的后果。一種是經濟民族主義,它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崇尚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在此情況下,中美經貿關系會起伏不定、摩擦不斷,受其影響,兩國在政治安全領域也難以建立互信。另一種是經濟現實主義,它關心的是經濟交往不會增強對手至關重要的能力(特別是技術能力),防止對手通過經貿聯系縮小與己方的實力差距,因此在經貿關系中追求的是相對收益而非絕對收益。這樣的對華經貿政策會導致雙邊經貿關系縮水,其外溢效應也會使得政治與安全關系充滿摩擦,沖突的風險會上升。還有一種是經濟自由主義,它從全球化視角看待對外經濟交往,主張按照多邊規則開展競爭與合作,謀求共贏。在這種情況下,中美經貿關系會在互補與競爭中繼續發展,政治與安全關系也會體現出合作與競爭交織的特點。

  此外,在美國對華戰略與中美關系中,中國的影響也至關重要,其主要體現在力量、利益和認知三個維度。第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力增強是美國對華戰略要面對的基本現實,也是中美關系演變的重要動力。總體而言,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將繼續朝著對中國有利的方向發展,美國必須適應這樣的新現實。第二,隨著中國的發展和強大,美國國家利益的實現越來越多地取決于對華關系的狀態,中美勢必要重構兩國利益關系格局,在某種意義上,這種重構已經開啟。在此過程中,利益的競爭固然會加劇,但利益的協調和交換也至關重要。盡管美國越來越注重短期收益和相對收益,這增加了中美利益博弈的力度和難度,但中國注重長遠和大局的思維方式則為雙方利益協調提供了更大的運作空間。第三,當前美國正在形成更加負面的對華和對雙邊關系的認知,然而這種認知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國可以通過有效的行動和溝通讓美國認識到,雙方在經貿以及地區與國際事務上有著合作的現實需求和巨大潛力,中國不只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也是美國的重要伙伴。面對“兩國在價值觀方面漸行漸遠的趨勢”,中國要強調加快改革、擴大開放的決心,淡化雙方在價值觀和政治制度上的差異,管控意識形態分歧。[17]在美國越來越以零和思維、競爭思維看待雙邊關系時,中國應強調確立“穩定、協調、合作”的雙邊關系基調的重要性,[18]繼續倡導中美應謀求建立與21世紀時代潮流相吻合的新型大國關系。

  
四、結語

  在中美兩國實力對比變化和戰略與政策調整的大背景下,中美戰略競爭的序幕已經拉開,摩擦的激烈程度和廣泛程度在后冷戰時代前所未見。特朗普政府在對華戰略、政策及戰術手段上的調整,使得中美關系在短期內形勢嚴峻。但長遠看來,我們不必對中美關系過于悲觀,兩國關系一方面取決于美國內部各派的博弈,同時更取決于中國的影響與應對。塑造一個推進務實合作和建設性競爭、有效管控風險、防范重大沖突的中美關系,仍是中國對美外交的基本方向。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9,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上網時間:2019年1月20日)

[2] Jeremy Goldkorn, “Trump Official Matt Pottinger Quotes Confucius, in Chinese, to Make Point about Language and Truth,” Supchina, October 1, 2018, https://supchina.com/2018/10/01/matt-pottinger-quotes-confucius-in-chinese/.(上網時間:2019年1月20日)

[3] 吳心伯:“特朗普執政與美國對華政策的新階段”,《國際問題研究》2018年第3期,第88頁。

[4] 胡澤曦:“‘中國威脅論’為何成華盛頓‘心魔’”,《環球時報》2018年3月1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03/11631883.html。(上網時間:2019年1月25日)

[5] 李勇、任重、倪浩:“‘抓中國間諜’竟成FBI頭號任務”,《環球時報》2018年9月15日,第8版。

[6] Larry Diamond and Orville Schell eds., China’s Influence and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8, https://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00_diamond-schell-chinas-influence-and-american-interests.pdf.(上網時間:2019年1月25日)

[7] 據統計,2017年美軍一共在南海開展4次“航行自由行動”,派B-1B遠程轟炸機飛行2次;2018年開展“航行自由行動”5次,航母在南海地區游弋2次,B-52轟炸機飛越5次。

[8] The 115th Congress, H.R. 5515, 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515/text.(上網時間:2019年1月26日)

[9] 美國塔夫茨大學教授丹尼爾·德雷茲納指出,“有一個外交領域正在迅速達成共識,這個領域把特朗普一派、民主黨人、現實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幾乎所有外交政策評論人士團結在一起,這就是中國”。見Daniel W. Drezner, “The China Gap,”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1,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2019/01/31/china-gap/?noredirect=on&utm_term=.3825ce39e467;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Susan Shirk)認為,華盛頓針對“中國威脅”掀起了一場“政治海嘯”。Charissa Yong, “US Should Engage in Smart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e Straits Times, February 14, 2019, 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united-states/us-should-engage-in-smart-competition-with-china。(上網時間:2019年3月13日)

[10] 吳心伯:《世事如棋局局新——21世紀初中美關系的新格局》,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69頁。

[11] 據美國貝克·麥堅時國際律師事務所發布的分析報告顯示,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2016年達到峰值,為456.3億美元,2017年下降到290億美元,而2018年則大幅縮水至48億美元,下降幅度高達83%。“西媒:中國去年對美投資驟降,對西加投資大增”,參考消息網,2019年1月5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190115/2368345.shtml。(上網時間:2019年2月14日)

[12] “新聞辦就2018年全年進出口情況舉行新聞發布會”,中央政府網,2019年1月14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1/14/content_5357666.htm#3。(上網時間:2019年2月14日)

[13] Ben Smith and Peter Harris, “Trump Needs To Make Up His Mind on China,” The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26,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rump-needs-make-his-mind-china-39842.(上網時間:2019年3月12日)

[14]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 Shirk,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February 2019; Andrew S. Ericson,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An American Concept for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30, 2019,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ompetitive-coexistence-american-concept-managing-us-china-relations-42852.(上網時間:2019年3月12日)

[15] James Dobbins and Ali Wyne, “The U.S. Can’t ‘Out-China’ China,” The Hill, December 30, 2018,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423225-the-us-cant-out-china-china.(上網時間:2019年3月13日)

[16] 這種不確定性包括:美國經濟中長期的增長前景,美國政治極化和黨爭的走勢,美國外交內顧或外向這兩種趨勢哪一種會占上風等。

[17] 王緝思:“鞏固共同利益,管控價值觀分歧”,《世界知識》2019年第1期,第13-14頁。

[18] 例如,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2019年“兩會”期間舉行的記者會上談到中美關系時表示,“今后的道路也已明確,就是共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系。這是中美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也應當成為兩國各界的最大公約數和共同努力的方向。”“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系回答中外記者提問”,外交部網站,2019年3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644074.shtml。(上網時間:201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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