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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戰時代中美關系研究范式變化及其含義——寫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際
吳心伯

《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1期

吳心伯:“后冷戰時代中美關系研究范式變化及其含義——寫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際”,

《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1期

【內容提要】從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天,中國學術界對于當代中美關系的研究經歷了興起、成長和壯大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過程中,中美關系的研究范式也發生了一系列重要變化:在研究視野上從聚焦雙邊關系到注重多邊背景;在研究角度上從偏重美國到中美并重;在研究取向上從關注利益關系到重視力量對比變化的作用;在研究偏好上從側重合作到兼顧合作與競爭;在分析邏輯上從重視體系因素對單元互動的塑造作用到關注單元互動對體系層次的影響;在研究的著力點上由聚焦對外戰略和外交政策到關注各自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在研究方法上從實證研究到注重理論研究和方法創新。中美關系研究范式的變化折射出后冷戰時代中美兩國及雙邊關系的變化,包括中美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中美兩國外交決策環境的變化、中美兩國處理雙邊關系立足點的變化、中美互動模式的變化以及中美關系對國際事務影響力的變化。中美兩國自身和兩國關系的變化也反映出后冷戰時代國際政治正在經歷的一系列重大調整,諸如大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東西方互動態勢的變化、東西方互動態勢的變化、全球治理問題的突出以及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變化的加速。

【關鍵詞】中美關系;研究范式;國際政治;后冷戰時代

【作者簡介】吳心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中國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戰略互動研究”(項目批準號: 17JJDGJW002)的研究成果。

  1979年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戰略,這些重大舉措推動了中國學術界對中美關系的研究。 然而,在建交后的第一個十年里,中國學術界的興趣主要集中于中美關系史。 從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商船來華到1949年前后的中美關系,都是中國研究者關注的對象。 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之前,除了一些國際時事評論外,對當代中美關系的研究成果甚少。嚴格來說,對當代中美關系的研究在冷戰結束后才真正發展起來。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今天,當代中美關系的研究經歷了興起、成長和壯大的發展階段。 在這一過程中,中美關系的研究范式發生了重要變化,而這些變化也折射出近30年的時間中中美兩國自身、中美關系和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

  
一 中美關系的研究范式變化

   后冷戰時代中美關系的研究范式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在研究視野上從聚焦雙邊關系到注重多邊背景;在研究角度上從偏重美國到中美并重;在研究取向上從關注利益關系到重視力量對比變化的作用;在研究偏好上從側重合作到兼顧合作與競爭;在分析邏輯上從重視體系因素對單元互動的塑造作用到關注單元互動對體系層次的影響;在研究的著力點上由聚焦對外戰略和外交政策到關注各自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在研究方法上從實證研究到注重理論研究和方法創新。

  中國學者對當代中美關系的研究起步于后冷戰時代,在研究視野上主要關注雙邊關系中的突出問題,如美國對華最惠國待遇、人權、經貿、臺灣、西藏問題以及兩國在核不擴散上的分歧等。 到21世紀初,中美關系的研究視野逐漸拓寬,研究者們越來越多地從多邊(如中美俄、中美歐、中美日、中美印、聯合國)和地區的角度(如東北亞、東南亞、東亞、亞太)來研究中美關系,一些新的議題(如能源、反恐)也被納入了研究議程。 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美關系研究的視野更加開闊,議題更加多元。 這些議題包括中美兩國在非洲、拉美、中東等地區的互動,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方面的合作與分歧,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以及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變化對雙邊關系的影響等。 這大大豐富了中美關系的研究議程。

  從研究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偏重從美國的角度來研究中美關系,注重探討美國國內政治變化對美國外交尤其是對華政策的影響、美國對外戰略的內涵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意圖和目標以及美國對中美關系的看法和定位等。 例如,美國在冷戰結束后先后提出中美“非敵非友”和希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表述,它們均在一段時期內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深入思考。 在21世紀初的第一個十年,研究者在繼續關注美國因素的同時,更加注重從中國的角度研究雙邊關系,包括中國的崛起對中美關系的影響、中國對自身核心利益目標的界定和維護如何影響了中美互動、中國對外戰略態勢變化與美國的反應、中國對中美關系的目標定位、中國對美決策和對美政策的效果、中國應如何塑造雙邊關系等。

  其中最為突出的例子是,中國政府在2012年提出的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強烈興趣,研究者紛紛從學理和政策層面對此開展研究。 美國學者和分析家也對中國的這一話語給予了特別關注。中美兩國的研究者圍繞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開展了有益的交流,給中美關系研究帶來了一股新風。

  在研究取向上,冷戰結束初期,中國學術界對中美關系的研究注重利益分析,關注新形勢下中美的利益互動關系。 一方面,研究者希望基于中美兩國在經貿、安全等領域的利益共同點,促進雙方合作,擺脫或減少美國的意識形態因素對雙邊關系的干擾,構建雙邊關系的新框架;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仔細分析了中美之間的利益分歧,探討如何妥善處理雙方在人權、臺灣、經貿、西藏等問題上的分歧和爭執。 到21世紀初,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引發了雙邊利益關系格局的調整,推動了兩國關系變化。 研究者開始從中國崛起導致中美力量對比變化的角度研究中美關系,注重分析中美經濟實力差距縮小、中美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實力對比變化以及中國國際影響力擴大等因素如何影響中美各自的戰略取向、互動態勢和利益調整,如何影響地區格局的演變。 權力轉移理論成為分析中美關系的重要棱鏡。

  隨著冷戰的終結,中美關系進入了轉型期,對中國外交具有全局性影響的中美關系將何去何從是中國政策界和學術界普遍關心的問題。 中方希望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建立一個以合作為基調的穩定的中美關系框架,中國領導人提出了“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倡議。在此背景下,研究者關注的是在如何處理好分歧的同時積極推進和擴大合作。 對合作的研究偏好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仍然是中美關系研究的主要特征。 然而,在 2010年前后,隨著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的調整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推進,中美兩國的競爭性突顯,合作與競爭都在上升為中美關系的“新常態”。 在此背景下,研究者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中美之間的競爭與博弈。 對競爭的研究涉及范圍廣泛,包括戰略競爭、區域(如亞太、非洲)競爭、問題領域(經貿、網絡、能源、朝鮮半島、國際領導權)競爭等。 對競爭的關注也延伸到對沖突和危機管理的研究。研究成果顯示,中美沖突風險較高的問題領域是東亞(從朝鮮半島到南海)、經貿關系和網絡空間。

  在分析邏輯上,中國學術界對中美關系的研究慣于在大的國際背景下審視雙邊關系。 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國際格局呈現出“一超多強”的特征。 美國竭力打造單極世界,主導世界事務。 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對世界經濟政治走向產生重大影響。 美國力量的一枝獨秀和全球化的發展構成了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研究者分析中美關系的重要依據。 在這一環境下,中國研究者最關心的是減少和避免與美國的沖突,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為中國的發展爭取時間、空間和資源。 2008年以后,國際形勢劇變,美國的力量優勢下降,全球化進入新階段,中國的實力和國際地位迅速提升,一些美國分析家甚至提出了“中美兩國集團”論。 雖然中國政府和學術界并不贊成這一提法,但中美關系的發展對地區與國際格局的演變、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進程具有重大甚至關鍵性的影響卻成為不爭的事實。 在這一環境下,研究者注重探討中美互動對國際大環境的塑造作用。 研究者普遍認為,如果說現有的國際秩序(包括亞太地區秩序)是由美國主導建立、當前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進程主要由美國驅動的話,未來的地區和國際秩序、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進程將越來越多地打上中美互動的烙印。

  對中美關系的研究還經歷了一個“由外而內”的過程。 早期對中美關系的分析主要是從中美兩國的對外戰略和外交政策出發,較少關注各自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對雙邊關系的影響。 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對美國對華政策的研究越來越多地注重分析美國國內因素,包括美國國會、利益集團、智庫、媒體、公眾輿論、文化(包括價值觀、宗教)、社會思潮(如新保守主義)的影響,有的研究者還注意到美國地方因素對中美關系的影響。這些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地揭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過程,既有助于增進對中美關系變化的美國國內根源的理解,也豐富了對美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認識。 另一方面,中國的相關國內因素也被納入研究視野,包括中國處理對美關系的理念、外交政策機制、影響中國對美決策的議題、中美危機處理的實踐及行為特征、利益集團在對美關系中的角色、媒體對美報道、公眾的美國觀等。 這些研究不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影響中國對美政策制定和關系管理的理念、機制及社會環境,也有助于糾正中美關系研究中的不平衡。 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中國學術界重視對美研究而輕視對中國自身的研究,中方自我闡釋的話語嚴重欠缺。 而美國學者則注重對中國因素的研究,其成果往往成為解釋中國行為的主導性話語,從而造成了中美關系研究領域中美雙方話語和認知的不平衡。

  后冷戰時代的中美關系研究也見證了中國研究者在理論和方法上的創新嘗試。20世紀90年代的中美關系研究大體上屬于實證研究,主要運用政治、經濟、歷史、哲學等分析方法,注重案例分析和經驗總結。 到了21世紀初,以理論指導中美關系研究的意識顯著提升,國際關系的主流理論開始被廣泛運用。 如以權力轉移理論分析力量對比變化背景下的中美關系走向,以安全困境理論分析中美關系中的戰略與安全挑戰,以同盟理論分析第三方因素對中美關系的影響,以相互依存理論分析中美關系的穩定性、非對抗性及非零和性,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理論揭示中美關系的新特征,以認知理論分析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和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的認知差異。 中國研究者也對一些理論(如進攻性現實主義)進行了批判,指出其在適用于中美關系研究上的局限性。 不僅如此,面對中美關系發展的新特征、新趨勢,研究者已不滿足于在現有工具箱中尋找解釋手段,而是嘗試以新的理論分析中美關系,如以全球共生系統理論來探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構。此外,研究方法也更加科學和多元,如以博弈論研究中美戰略與經濟博弈,以危機管理理論研究中美危機管理,以量化分析的手段描述和預測中美關系的變化。各種理論和研究方法都被應用于中美關系研究,極大地豐富了研究角度和手段,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不斷問世。

  上述研究范式的變化豐富了當代中美關系研究的內涵,拓展和深化了這一研究領域,提高了研究成果的規范性與學理性,也使研究更加貼近中美關系的現實,提升了研究成果與中美關系實踐的相關性,增強了當代中美關系研究的學術和應用價值。 雖然中美關系的研究范式還會隨著國際問題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演進和中美關系的發展而不斷完善,但經過近30年的努力,中國學術界在中美關系領域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研究范式。 今后的努力方向主要包括四點:一是建構基于中美關系經驗特征的中觀和微觀理論,二是更好地借鑒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方法論,三是準確把握中美關系進入新階段的互動方式和特點,四是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提煉中美關系中的中國因素。

二 中美兩國國內及雙邊關系變化

   研究范式的變化往往與研究對象的變化有關,也與研究者對研究對象認識的變化有關。 中美關系研究的范式變化正折射出后冷戰時代中美兩國國內及雙邊關系的變化。

  第一是中美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 1993年,中國占世界經濟的比重不到2%,世界排名第十。 到 2010年,中國已占世界經濟總量的9.2%,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與此同時,中國的軍事、科技實力以及國際影響力也有了大幅提升。 美國在世紀之交時的國力達到了新的高峰,其經濟總量占世界的31.8%。 但是由于隨后發動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和遭遇 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美國的力量和影響力優勢顯著下降。 一升一降,中美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1993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僅為美國的6%左右,而到2017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已上升到美國的60%以上。這一變化帶來了研究角度、研究取向和研究偏好的變化。

  第二是中美兩國外交決策環境的變化。 冷戰的結束使得美國對華外交的國內環境發生轉折性變化,對華政策成為黨派斗爭和府會角力的工具,各種利益集團也紛紛介入,對華問題上的觀點分歧和政策博弈在輿論上也更加充分地表現出來。 在中國方面,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對美外交的國內環境也開始發生變化。 參與決策的部門越來越多,對美外交涉及的利害關系日益復雜,精英和公眾表達意見的渠道也在逐漸增加,觀點趨于多元化。 正是決策環境的變化帶來了研究著力點“由外而內”的變化。

  第三是中美兩國處理雙邊關系立足點的變化。 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方處理中美關系的立足點主要是國內因素,即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政治穩定。 美方的出發點則更多基于對外考慮,即如何建立和鞏固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如何促進美國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 到了2008年以后,中方處理中美關系時越來越著眼于對外經濟與外交拓展,對美外交是中國開展大國外交的重要內容。 美方則更多關注國內需要,即在危機后重建美國經濟,這在特朗普執政以后尤為突出。 這一變化帶來了研究視野的變化。

  第四是中美互動模式的變化。 冷戰結束后,由于國際環境的變化和中美力量對比懸殊,美國掌握了雙邊關系的主導權,在議程設置和話語權方面處于明顯的優勢地位,中國在雙邊互動中處于被動反應地位。 2008年以后,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美力量差距的縮小,中國在雙邊互動中逐漸變得主動、積極,美國在議程設置和話語權方面的優勢被削弱。 此外,中美關系中的競爭性也在上升。 這一競爭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也體現在地緣政治領域;不僅在亞太地區上演,也越來越多地延伸到非洲、拉美等地區。2010年以前,中美關系的發展主要靠利益驅動,即雙方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謀求合作與協調,從而推動雙邊關系發展。2010年之后,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導致了利益關系的調整,推動中美關系的演變,其中既有合作與協調,也有摩擦與斗爭。 互動模式的變化帶來了研究角度和研究偏好的變化。

  第五是中美關系對國際事務影響力的變化。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隨著中美蘇戰略大三角的形成,中美關系影響著國際戰略穩定,具有全球性意義。 在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后,中美關系的影響力大幅下降。 在冷戰結束后的第一個十年里,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中國周邊的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地區,存在于有限的國際性議題領域(如不擴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到了21世紀初,中美關系的國際影響力迅速擴大,在地域上超越了中國周邊地區,輻射到中東、非洲、拉美等地區; 在議題領域上覆蓋了全球治理的所有主要議題,從反恐到核不擴散,從應對金融危機到應對氣候變化,特別是在達成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方面,中美兩國的合作發揮了至關重要的領導作用。 不僅如此,隨著中國的力量與影響力的進一步提升以及積極有為的大國外交的開展,中美關系對現存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影響越來越大。 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是,合作與協調的中美關系將有助于國際秩序的穩定和完善,而對抗性的中美關系將撕裂國際體系,嚴重削弱現存國際秩序。 這一變化帶來了研究視野和分析邏輯的變化。

三 國際格局變化

   美國是后冷戰時代唯一的超級大國,是現存國際體系中唯一的霸權國家,而當今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崛起,無疑是后冷戰時代國際政治經濟演變中最為突出的事件之一。 因此,中美兩國和兩國關系的變化也反映出后冷戰時代國際政治正在經歷的一系列重大變化。

  第一是大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 大國間的力量分布及其互動關系是決定國際格局的最主要因素。 后冷戰時代國際政治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力量失衡。 在冷戰結束后的十余年里,美國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每一個關鍵領域都擁有巨大優勢,綜合實力更是遙遙領先于其他大國。 隨著蘇聯的解體和日本泡沫經濟的破裂,美國相對于第二號大國的力量優勢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 然而,中國的崛起扭轉了這一勢頭。 在 2010年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中國與美國的差距在不斷縮小。 2010年,中國占美國經濟總量的40.8%。 2017年,這一比例達到63.1%。

  這一趨勢很可能會繼續維持下去,在 2030年前后,中國經濟總量有望趕上和超過美國。 此外,與曾經追趕美國的蘇聯(政治軍事大國)和日本(經濟大國)不同,中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等方面的實力都很可觀,是一個與美國類似的全面型的大國,這有助于緩解大國間綜合國力的失衡狀態。

  第二是東西方互動態勢的變化。 在冷戰時代,政治安全問題突出,東西方之間主要是根據意識形態劃分界限。 在后冷戰時代,發展問題更加突出,東西方之間更多是以發達程度劃分界限。 冷戰結束后,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進一步凸顯,對世界政治、經濟、安全事務的主導權增強。 發展中國家經濟上對西方的依賴程度上升,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減弱,東西方的互動態勢表現為“西強東弱”“西主東輔”。 然而中國的迅速崛起正在改變這一局面。 作為不屬于美國霸權體系成員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崛起有力地提升了發展中國家陣營的政治經濟分量。 2010 年,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桂冠首次由一個發展中國家摘得。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就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推動力。 中國的崛起也帶動了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合作。 2009年,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四國創立了金磚合作機制(次年南非加入),該機制不僅深化了新興經濟體間的合作,亦有助于增強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政治事務中的話語權。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為了爭取中國合作應對危機而倡議召開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二十國集團也隨之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平臺。 該機制包括了中國、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等一批重要的發展中國家,改變了之前西方發達國家通過七國(或八國)集團壟斷世界經濟話語權的局面,全球經濟治理從西方治理轉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理。 總體而言,東西方互動態勢正表現為“東升西降”“東進西退”。

  第三是全球治理問題突出。 后冷戰時代全球化的加速發展,非傳統安全問題突出,肇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了世界經濟,這些因素共同使得全球治理成為21世紀的國際政治中越來越重要的核心議題,世界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治理時代。在國際關系特別是大國關系的日程上,與全球治理相關的議題占據越來越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全球治理的重要性的突顯不僅拓展了大國關系的內涵,也在改變大國互動的性質。 在傳統的國際政治時代,大國圍繞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域開展合作與競爭,對力量和影響力的爭奪往往帶有零和性質。 在全球治理時代,大國間越來越多地就應對全球性問題進行合作與協調,其中雖然也涉及力量與影響力的博弈,但這種博弈更多是非零和性的。 在全球治理問題上的互動有助于緩解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緊張。

  第四是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的變化加速。 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演變主要表現為美國霸權體系的強化和西方國家對國際機制與規則掌控的上升。 然而在2008年之后,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演變方向發生重大變化。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帶來了東西方力量對比的變化,西方國家主導的現存全球治理體系又更加明顯地暴露出能力不足的缺陷,這不僅呼喚著改革現有的國際機制和規則,也要求建立新的國際機制和規則。 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的加速變化在主要崛起國中國與現存霸權國美國之間的互動中充分表現出來。 美國致力于鞏固現存體系(特別是作為其核心的同盟體系),維護對其有利的規則,繼續牢牢掌握規則制定權。 中國則爭取在現存體系中獲得更大發言權,推動現有機制與規則的完善,同時努力構建必要的新機制和新規則。 中美兩國在體系層面上的互動強度上升,互動面擴大。

四 結語

  后冷戰時代的中美關系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這既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繁榮的體現,更是中美關系獲得巨大發展的反映。如同冷戰結束后中美關系經歷了重大轉型一樣,在兩國建交40年的今天,雙邊關系再次面臨重大調整,這對中美關系的研究者來說既是挑戰,更是機遇。未來40年中美關系的變化幅度會超過既往的40年,研究者不僅要關注兩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戰略與政策的調整、國際地位與作用的變遷,還要研究如何使這些變化有利于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的穩定與完善,如何使21世紀大國間的權力轉移更有建設性,如何使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帶動國際政治的良性發展。展望未來,中美關系研究仍將是中國國際關系領域的“顯學”,其重要性將有增無減。對研究者來說,無論是政策分析還是學理探討,既要跟上中美關系演變的步伐,也要把握學科發展的脈搏。唯有如此,才能產生更多有價值的成果,實現在現有基礎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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