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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際格局演變基本邏輯及中美作用
宋國友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年01期

宋國友:“當前國際格局演變基本邏輯及中美作用”,《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年01期

【摘要】當前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進程當中,國際格局經歷著巨大的變化。安全、經濟和大國互動是決定國際格局演化方向的關鍵因素。從安全邏輯出發,當前國際格局總體和平,未來保持一段時間的和平仍然是大概率事件。從經濟邏輯出發,全球化進程面臨一定的壓力,但數字經濟的跨境流動表明,全球化仍在深入發展。中美競合是當前影響國際格局演變的關鍵性大國因素,中美競爭性有所加強,但出現兩極對抗的新冷戰格局概率不大。總體上,國際格局演變正在加速推進當中,要通過大國間的理性協調和國際機制的合理改革確保格局演變順利發展。

【關鍵詞】國際格局 安全邏輯 經濟邏輯 大國競合邏輯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1.002


  國際格局的演變,是多重因素影響的結果。而特定格局的形成,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縱觀歷史,國際格局演變是一些基本邏輯在背后發揮重大作用的結果。在偶然和必然之間,這些邏輯隱藏其中,各自發展演化,在特定時間和空間疊合形成某種趨勢,共同促成國際格局的演變。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識別當前國際格局演變的基本邏輯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將在分別分析安全邏輯、經濟邏輯和大國競合邏輯三大基本邏輯基礎上,研判當前國際格局演變的大致情況。

  戰爭或和平的安全邏輯

  國家的生存或者死亡始終是國際格局的核心命題。自從有國際體系以來,安全邏輯就貫穿于始終,并成為核心邏輯。探究國際格局演變必須要回答格局的安全性問題。在不同時代,安全邏輯有不同的呈現,也有不同的發展邏輯。有些時代,戰爭是時代的主要邏輯,各國紛爭不止;有些時代,安全又成為主線,世界享受較長時間的和平;還有些時代,戰爭與和平交織并進,難言誰占據了主導地位。

  就當前的國際安全格局而言,和平仍然是主流。所謂格局性的和平,不是指世界上沒有任何形式的戰爭或者因為戰爭而死亡的軍人或者平民,而是指大國之間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對抗性軍事沖突并由此引發較多數量的人員死傷。孤立地看,當前個別國家、局部區域存在著戰爭這一事實,戰爭不僅存在于國家間,而且發生于一國內部。國內戰爭越來越成為當前戰爭的主要形式。但從全球范圍內看,大國之間的軍事沖突,特別是直接對抗的戰爭形態出現得越來越少。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以戰爭為標記,過去一百年以來的全球史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一戰、二戰、冷戰和后冷戰時代。一戰和二戰將近30年,處于戰爭和和平之間的冷戰有40余年,后冷戰時代截至目前也幾近30年。如果把冷戰看成是總體安全的格局,那么40余年的冷戰加冷戰結束以來30年的和平,已共同構成了70多年的世界和平。這70多年的“長和平”可以從戰爭頻率的大幅度降低、戰爭規模的醒目下降和戰爭傷亡的快速減少等幾方面來共同衡量。[1]

  促成這70余年總體和平的因素是什么?這些因素會不會繼續存在,確保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的和平?這是理解當前國際格局中安全邏輯的根本。總體上,理解當前的世界和平大致上有兩種視角:現實主義視角和自由主義視角。

  現實主義視角主張,當前國際總體安全并不是人心變善或者人性向好使然,人心和人性既不可以測量,也無法證明確實變好,而是結構性因素發揮關鍵作用。其中,最為重要的結構性因素是二戰以來大國陸續掌握了核武器。核武器之所以出現,本來是個別大國試圖用其來贏得戰爭,但隨著各大國均掌握核武器,出現了“核恐怖平衡”效應,核武器反而成為了“終結”戰爭的武器。眾所周知,與常規武器相比,核武器破壞性極大,一旦發生核戰爭,將動輒死傷數百萬人。核戰爭的巨大破壞性成為事實上的戰爭門檻,有核武器的大國反而不敢輕易發動戰爭,形成攻防雙方的總體平衡。不管是主動和平,還是被迫和平,大國之間基于核恐怖平衡的和平行為是帶來全球總體安全的關鍵因素。

  與現實主義視角不同,自由主義視角則主要從國際機制的角度理解世界總體和平的原因。二戰結束后不久,全球創設了大量用以促進國家交往、擴大國際交流的國際機制。在政治和安全領域,有聯合國組織。在貿易和金融領域,有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布雷頓森林體系機制。國際安全機制的作用是提供了國家之間解決紛爭的平臺,并且尋求國際安全合作的集體行動。自由主義者還主張,現實主義的“核武器和平論”其實也間接證明了機制和平論。因為各個有核國家及其他國家訂立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以此機制為基石的國際防擴散體系才是二戰后國際安全秩序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其有效維護了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國際經濟機制同樣具有安全效應。無論是世界貿易還是金融機制,客觀上為全球經濟相互依賴創造了制度環境,深化了國家間的經貿往來,擴大了信息交流空間,增加了基于共同利益而要求的和平環境。

  本文不會分析何種理論更具有解釋力,而是想探討這兩種視角的核心邏輯在未來一段時間是否會繼續有效。如果無論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的和平解釋未來繼續存在,那就意味著這兩種邏輯將會繼續發揮作用,從而確保國際安全格局的總體和平。現實主義核武器安全論的理論基石是“核恐怖平衡”,那么關鍵在于核恐怖平衡是否會失衡。從軍事技術發展的角度,雖然有個別大國一直想打造富有成效的本國導彈防御系統,對其他行為體運載核武器的來襲導彈進行成功攔截,從而避免本國遭受外國核武器的攻擊,但是整體而言,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國的導彈防御系統是完全可靠的。即便進行了多次武器試驗的美國,迄今也無法真正建立導彈防御系統。作為“矛”的核武器攻擊技術還是要超過作為“盾”的導彈防御系統的防御技術。從技術發展的現實出發,沒有哪一個大國敢于冒本國遭受核攻擊的危險與其他有核國家發生戰爭。這就意味著核武器恐怖平衡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里還將繼續存在。

  自由主義機制和平論的關鍵是各重要國際機制是否能繼續發揮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講,當前國際機制正在經歷其建立以來頗為脆弱的時期。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原有的國際機制確實不能反映各方的訴求。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對國際機制不能擴大其影響力表達了不滿,主導者美國等西方國家則認為國際機制損害了發達國家的利益,因此要求對其進行重大改革,甚至不惜以退出機制相威脅。不過,各國都希望通過改革促使國際機制變得更為適應形勢的發展,而不是以抽身而出或者推倒重來的方式摧毀二戰后建立的國際機制。國際機制確實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仍然在世界事務中發揮重大作用,成為確保和平的支撐性因素。

  由此可見,在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雙重邏輯下,二戰后總體和平的國際安全格局不僅在當前存在,而且未來一段時間將得以延續。

  前進或后退的全球化邏輯

  經濟邏輯在國際格局中同樣扮演著重要作用。安全邏輯關乎戰爭與和平,經濟邏輯指向繁榮與衰退。在當前的經濟格局中,最為重要的經濟邏輯不確定性是全球化的進退問題。全球化的進退是國際經濟格局的重大變量。如果全球化穩中有進,世界經濟增長能夠更好實現,全球財富總體增加,也更容易促進國際安全。如果全球化穩中有退,甚至有大幅倒退,那么國家更容易回到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經濟不僅容易出現蕭條,而且戰爭風險也可能加大。

  全球化是進是退,有很多評價標準。總體上,傳統的兩大衡量標準必須要加以考慮。一是貨物的全球化,即國際貿易增長情況。工業革命以來,國際貿易增速高于全球GDP增速是常態,這也代表了全球化的高歌凱進。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貿易增速有所下降,特別是2012~2016年全球貿易更是連續五年低于全球GDP增速。[2]國際貿易增速乏力,成為全球化后退的重要論據。二是貨幣的全球化,最為核心的是國際直接投資情況。2016年和2017年全球直接投資呈下降趨勢。2016年相比2015年小幅度回落,全年同比下降了2%,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降至約1.75萬億美元。2017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同比更是劇降23%,為1.43萬億美元。[3]2018年上半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也不容樂觀。貨物全球化和貨幣全球化是用于衡量全球化的傳統指標,從這兩大指標看,必須承認全球化近幾年確實處于萎縮進程當中。

  但是,同樣必須看到,全球化發展到現在,不能僅僅用上述兩大傳統指標衡量,新的指標也必須加以重視,特別是人的全球化和數據的全球化。首先,人的全球化最直接的含義是人的跨境流動。在這方面,國際游客數量不失為一個關鍵指標。按照聯合國國際旅游組織的統計,人的跨境流動一直呈穩定增長之勢。2015年、2016和2017年,全球跨境游客數量分別為11.86億、12.35億和13.22億人次,同比增長4.5%、4%和7%,要高于全球GDP增速。因此如果以人的跨境流動為指標,全球化還是在持續深入進行。

  其次,數據跨境流動更是全球化的新的重要表征。事實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本質是數字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實物生產、貨物貿易、貨幣全球化以及人的跨境流動都存在著一定的限度,不可能無限高速擴張,而數據生產及數字跨境流動成為全球化的新特征。在數據生產方面,國際數據公司(IDC)預測,到2025年,全球數據生產將增加至163ZB,相當于2016年所產生16.1ZB數據的10倍。[4]在數據跨境流動方面,根據思科公司的統計,從2005年到2016年,跨境帶寬使用量增長了90倍,到2023年將再增長13倍。每一年跨國數據流動量的增速都要遠遠超過貨物、貨幣以及人員跨境流動的增速。這大大豐富了全球化的內容,也推動了全球化以一種新的形式發展。忽略了數據生產及數字跨境流動這一情況而談論全球經濟及經濟全球化,是很不全面的。[5]一旦從數據的角度觀察全球經濟和全球化,會有不一樣的結論。

  綜合上述幾方面的數據來看,全球化有退有進。用以衡量全球化的傳統數據最近退得比較引人注目,但觀察新的數據指標,全球化還在前進當中,甚至是大幅前進。需要指出,全球化不僅要從數據上衡量,而且要從政策上判斷。一些人認為全球化處于后退狀態,主要論據是2016年的“英國脫歐”以及“特朗普當選”這兩大政策性事件。特別是特朗普當選以來,美國新政府大量退群,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成為去全球化的重要判斷依據。特朗普確實反感全球化,因其認為全球化損害了美國利益。

  但是,看其他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對待全球化的態度,并非如美國政府這般。美國確實退出了一些群,但是其他經濟體創造了更多的群。例如,美國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TPP并未因此而解體,剩下的11個成員在原有TPP規則基礎上,達成了全面且先進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表達了這些成員國繼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強烈意愿。

  事實上,美國之外的其他前三大經濟體,歐盟、中國和日本,都反復強調支持全球化的鮮明立場,并且采取實際行動力圖訂立更多的自由貿易協定。除了CPTPP之外,歐盟和日本這兩大經濟體在今年達成了雙邊自貿協定,這一協定也是目前為止全球最大的自貿協定,覆蓋全球GDP的28%,貿易總額的37%。中國堅定推進區域自貿協定談判,力爭和其他成員國一道努力盡快達成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RCEP16國成員達成協議的意愿顯著,談判也取得實質性進展,談判完成度從2017年不到50%迅速提升到2018年的接近80%。RCEP如若達成,將覆蓋全球近一半人口、全球貿易的40%、全球GDP的近1/3。這些自貿協定談判的最新進展表明,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并未走向終結。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仍有較大動力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在全球層面無法推進多邊貿易體系取得重大突破的情況下,在地區層面的諸多積極實踐將有力驅散對于去全球化的擔憂,也會有助于反擊美國單邊挑起的貿易保護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對于全球化也不完全是一退了之,而是以退為進,試圖推進對其有利的全球化。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但經過談判,美國在NAFTA的基礎上代之以新的美墨加三邊協定(USMCA)。比較NAFTA和USMCA,最主要的區別是美國把更能維護其利益的一些條款加入其中,USMCA本質上是NAFTA的升級版。這表明特朗普政府并非完全反對全球化,而是試圖塑造對其更為有利的全球化。

  總體上,如果從數據和政策兩個方面整體衡量全球化的發展,可以說是進退互現、穩中蓄進、穩中有進。這就是當前世界經濟的全球化邏輯。這一邏輯確保了國際經濟格局的大致發展方向,表明支持全球化符合歷史發展趨勢,同時反過來也有利于支持全球化的行為體在進一步的全球化進程中獲得更多紅利。

  沖突或合作的大國政治邏輯

  安全和經濟是影響國際格局的兩大邏輯,但是安全和經濟這兩大邏輯并不等同于格局自身。格局必須在國家互動、尤其是大國互動及其所形成的大致結構中得以體現。大國一直是塑造國際格局的重要行為體。然而,大國互動及其結構成型也不會雜亂、毫無規律地呈現,而是會在上述全球安全和經濟邏輯所形成的總體架構中發展。因此,要理解當前國際格局演變,必須從安全、經濟和大國互動三重邏輯共同出發。

  在當今格局中,提及大國,無外乎中國、美國、歐盟、俄羅斯和日本等。如果從軍事力、經濟力、政治力和文化力四大力量衡量。中美兩國四力俱全、俱優。而歐盟(姑且算一個國家)長于后三者,短于軍事力;俄羅斯長于軍事力和政治力,但短于其他兩力;日本是經濟力相對較強,其他三力較弱。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中美兩國是當今世界最為關鍵的兩個國家,中美兩國比其他行為體更為有力地塑造國際格局。雖然美歐、美俄、中歐和中日等關系都在發生調整和變化,但在關鍵大國這個意義上,中美關系確實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也是影響國際格局走向的一對關鍵關系。

  然而,雖然對于中美兩國在當前國際格局中最為重要的行為體身份已經較少有爭議,但是其互動模式卻越來越存在不確定性。進入21世紀以來,關于中美關系大致上有兩個關于“兩”的判斷。一個是共同治理框架下的“中美兩國集團”(Group 2)。特別是在2007年美國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前夕,中美這一意義上的G2關系頗為流行。基于共同治理的G2關系的總體趨勢是兩國通過共同利益和共同合作來處理雙邊關系,共同推進全球治理。延循這一思路,中美關系的總體發展將是穩定的,合作共贏將成為主旋律。國際格局在較長一段時期內也因此是穩定的、合作的。然而,隨著美國逐漸走出金融危機,特別是特朗普入主白宮以及對華發動貿易戰以來,關于中美關系走向另一個“兩”的聲音驟然增強。這個“兩”就是“中美兩極化”(bipolarization)趨向。這種觀點認為隨著中國實力快速崛起,日益接近于美國,中美兩國將會出現結構性的沖突,會重復歷史上多次出現的“修昔底德陷阱”。為了權力,競爭和沖突將是中美關系的主流。兩極化最終不可避免,最近的一次“兩極化”國際格局就是美蘇冷戰。

  中美關系走向直接影響到國際格局形成,因此需要認真分析中美關系可能的發展走向。總體上,當前中美是否“經濟脫鉤”和“新冷戰”是雙邊關系的兩大不確定性。中美經濟脫鉤和新冷戰幾乎合二為一,中美經濟脫鉤意味著兩國冷戰時代即將到來,脫鉤即為冷戰做準備。如果經濟脫鉤,中美關系走向全面沖突和對抗的可能性大增,全球將很可能分裂成兩個陣營,各自以中國和美國為核心。經濟結構、安全結構都會呈現兩極對抗的格局。如果中美經濟繼續掛鉤,避免了冷戰的可能,全球也會呈現相對和平的格局。

  當前中美關系發展雖然出現了重大的波折,但大范圍經濟脫鉤不太可能。原因一是中美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深入到彼此經濟深層結構當中,雙方脫鉤成本太大。在貿易領域,中國對美出口依賴度雖然整體穩中有降,但美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仍然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反觀美國,美國對華出口也在不斷快速增長當中,其增速遠高于其對外總體出口增速。更不用說中國目前仍然穩定持有超過1萬億美元規模的美國國債。兩國在金融領域的聯系一直極為緊密。二是中美兩國都嵌入到現有的國際經濟機制當中,只要國際經濟機制不瓦解,中美雙方也不和國際經濟體系相脫嵌,中美就會通過各種多邊機制產生事實上的聯系,因此做不到真正意義上的經濟脫鉤。當然,經濟無法全面脫鉤并不代表中美在新形勢下不會出現局部脫鉤的情況。比如在科技領域,美國會為了更好地維護其科技優勢,更加保護本國高科技知識產權,人為地限制對華科技交流,干擾中美科技人員正常交往,從而形成可能的中美科技脫鉤。

  在雙邊經濟難以整體脫鉤的情況下,中美出現類似于美蘇冷戰的中美新冷戰的可能性較小。一是中美仍然在各重要領域保持著掛鉤的態勢,雙方互有所需,很難把對方推開加以遏制。二是是從歷史的教訓看,美蘇冷戰的一個重要根源為兩國全球意識形態擴張下的必然沖撞。但中國并不是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奉行的是防御型而非擴張型,不強迫他國接受本國政治制度。美國也承諾不挑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意味著兩國并不會因為意識形態問題而在全球競爭。三是從美國民意看,美國民眾并不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敵人,美國對華冷戰缺乏必要的國內民意支持。按照美國皮尤公司最近幾年的民調結果,美國民眾不喜歡中國的比重近幾年是穩中有降。而且美國年輕人對華好感度是要大大超過對華反感度。四是從當前的現實看,冷戰所必需的聯盟不存在。冷戰必然是聯盟戰,中美雙方各自建立一個以己為主的聯盟。從中國的角度,中國歷來奉行不結盟政策,既沒有軍事聯盟的事實存在,也沒有打造聯盟體系的意愿。從美國的角度,在美蘇對抗中確實已經形成了全球性的軍事聯盟,但要把這個聯盟重新打造為對抗中國的聯盟,得不到盟友的支持。美國的盟友大都和中國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中國也不損害他們的核心利益,與中國和平相處是美國盟友的務實和合理選擇。如果要用聯盟的力量對付中國,美國的歐洲盟友不會追隨美國,其東亞盟友也不會。哪怕是日本,2018年以來也積極改善對華關系,尋求對華外交突破。美國盟友極力避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反過來會成為制約美國對華發動新冷戰的積極因素。綜合第三點和第四點,由于缺乏國內動員和盟友動員的基礎,美國無法與中國進行冷戰。

  中美作為兩個大國,對全球格局會起到關鍵性的塑造作用,但是,這種塑造作用又不是完全獨立的,也受到其他國際格局邏輯的影響。特別是前述安全邏輯和經濟邏輯,會以格局本身發展的自為力量,從體系的結構性角度深刻地影響中美大國互動的邏輯。在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總體和平的安全邏輯使得當前中美軍事沖突、攤牌的可能性不大。經濟邏輯則表明中美仍將在全球化推進的大結構中進行關系調整和利益重配,而不是在去全球化中的進程中日益遠離。

  結論

  國際格局不斷演變是歷史的常態。安全、經濟和大國互動是決定國際格局演化方向的關鍵因素。當前國際格局演變,總體上延續了過去較長一段時間的和平發展和全球化繼續推進的原有趨勢。同時必須要指出,安全邏輯和經濟邏輯對于國際格局的影響,其效果略微有所差異。安全邏輯繼續發揮作用,世界總體和平可期。但原本作為全球和平壓艙石的經濟全球化,其邏輯出現了一定的變化。美國等國家本國利益優先的政策損害了全球化的進程,其對于經濟利益的爭奪以及由此而出現的大國經濟利益再分配的博弈也愈發成為國際格局不穩定的破壞性因素。相較之下,安全邏輯反而有可能成為新的積極因素,在經濟邏輯不確定的時代確保著國際格局的總體穩定。

  中美戰略競爭是塑造當前國際格局演變的主要變量。隨著中國實力日益接近美國,中美關系戰略競爭態勢加強,雙邊關系將進入長期的雙向適應期。這一點沒有爭議。不確定性在于,中美戰略競爭如果失控,會使得現有的國際格局以慘烈的方式快速“破局”,還是在相對理性的競爭環境下,緩慢地讓國際格局逐漸“變局”?

  從中美圍繞雙邊貿易摩擦所進行的博弈看,中美雙方并沒有完全脫鉤的意愿,更沒有進入新冷戰的基礎。因此,雖然中美戰略競爭長期存在,但對國際格局而言,短期內不會出現嚴重的劇烈動蕩和戰爭形式的調整。全球層面的安全邏輯和經濟邏輯也制約著中美之間出現軍事對抗或者經濟脫鉤。中美在全球發揮引領性的作用將是當前和未來國際格局的主要邏輯。雖然有各種擔憂,但是,以合作為主線仍然是當前國際格局的大概率發展方向。中美會共同推進國際機制朝向改革的方向發展,并在改革的過程中容納中美共同的利益。因此,國際現有機制的改革將成為國際格局演變的“風向標”和“試金石”。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中美全球經濟治理互動關系研究”的研究成果,并受復旦大學“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支持)

  注釋

  [1]Aaron Clauset, Trends and fluctuations in the severity of interstate wars, Science Advances, 4(2).

  [2]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18, 2018.

  [3]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Investment and New Industrial Policies, 2018.

  [4]Zettabyte,是計算機用語,代表的是十萬億億字節,相當于10億TB。

  [5]Susan Lund and Laura Tyso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Trade, Foreign Affairs, 2018.

                                                                                   (責 編/周于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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